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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一份长电，指责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毛泽东及其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这是与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这份电报完全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发出公开反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号令。
毛泽东没有被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所压服，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他和总司令朱德从战场实际出发，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北移，在乐安、宜黄、甫非一带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场，为第四次反“围剿”设计了一张战略蓝图，后来的四次围剿”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设计发展。
然而，这一训令却引起中央局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他们于10月1日电示前方：“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接着，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会议的焦点是第四次反“围剿”应取什么方针，是贯彻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呢？还是采取毛泽东主张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呢？会议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操持下，批评了毛泽东不打赣州，打漳州做法，指责毛泽东和朱德颁发的9月26日《训令》是“等待主义”、“以准备为中心”，“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是所谓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会议“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中央局领导人提出：前方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总责，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以便前方战争领导“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但最终毛泽东还是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到后方养病。会后，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探望、安慰，毛泽东坦然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毛泽东“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10月26日，周恩来正式被任命力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他没有完全听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令，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和朱德坚持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战术原则，以及毛泽东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反“围剿”制定的战略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七万红军，连战连捷。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人枪，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
但是，毛泽东的境地并没有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改变。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站不住脚已于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为了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不以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为满足，他们看到毛泽东在广大军队和地方干部中所受到的拥戴，他们开展起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排斥、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广大干部，以彻底清除毛泽东的影响。
1932年10月间，毛泽东在汀州傅连瞳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福建省委（亦称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那里住院。毛泽东找罗明谈话，对罗明谈了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还指出，在（上）杭、水（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扫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天，罗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在报告中把毛主席与斯大林并称为“我们最好的领袖”。
罗明报告惹来了大祸。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不执行“积极进攻路线”，“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地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普遍展开。福建省较高较老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1933年2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当时是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毛泽东的亲弟弟，谢维俊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先后提任寻乌县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邓毛谢古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对中央局排挤毛泽东表示不满。“左”倾冒险主义者讥讽毛泽东，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邓毛谢古却说：“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在反“围剿”斗争中，邓毛谢古机动作战，不与敌人死打硬拼。“左”倾领导者对他们大力不满，指责他们“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即逃跑主义”，“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绝对反党反国际”，是“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小集团”。接着，在江西全省开展反“江西罗叫路线”的斗争，把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打成了“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撤了职。
在军队中也开展了“反对经军中的罗明路线的斗争”。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因“左”倾错误指挥造成的黎川、浒湾战斗失利，而被移罪撤职判刑，罗荣桓、腾代远、李井泉、余泽鸿等一批军队干部，也受到了打击，并被撤换。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领导这场斗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了中肯的剖析：“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有倾遍于国中”。又说；“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①
毛泽东本人也被彻底剥夺了在军队和党内的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4年初在“二苏大”上，又免去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张闻天充任。毛泽东再次被架空。
“左”倾领导者兴高采烈，博古曾兴奋地说：“老毛（泽东）变成加里宁了，哈哈！”
踏遍青山人未老
毛泽东在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仍争取在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政府工作中去，他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长冈乡等调查报告。他积极推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权建设和支援反“围剿”战争的各项工作。李维汉在回忆毛泽东当时情况时说；“他（毛泽东）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①
在做好政府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注。眼看着根据地在一片片被敌人占领，而“左”倾领导者仍指挥红军与现代化装备的敌军拼消耗，实行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毛泽东心急如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多次犯颜直谏。
1933年9月中旬，敌北路军正准备由北向南发动进攻，毛泽东判断敌人的进攻目标可能指向黎川一带，他及时地向中央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进建宁、泰宁一带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②这个建议和中央负责指挥军事”三人团”关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是相抵触的，自然没有被采纳。
1933年11月20日，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政府”。这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在福建事变的酝酿阶段，10月初，第十九路军派出代表陈公培（吴明）、徐名鸿来到瑞金，携带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