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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下午4时10分；第二十八任港督彭定康携妻牵女出席“告别仪式”时；整个港督府早已蜷伏在漫漫的雨水中。“告别港督府”是即将举行的一系列仪式中的第一项；也是英国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导演的“香港喜剧”的终结。一切都蒙着典型的英国式的悲怆。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场；新的执政者———正式的说法叫“首席执行官”———董建华；正在维多利亚湾畔的会议展览中心；迎接中国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李鹏。这一边；末代总督孤独地站在督辕前的高台上；仰天闭目；一言不发。雨还在不停地落下来；落在他的白发上；落在他的西服上；落在他周围的草坪上；落在门廊外面缓缓降下的港督旗帜上；落在高台前沿那一群轻轻吹起“日落号音”的号手身上；也落在女儿丽思的脸上。这女孩子一直哽咽着；抑制不住两肩的颤抖；泪水和着雨水；掩面长流。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8节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5）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8节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6）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1）
朱基与民心向背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那片土地上现在有十五个总统；共产党不是成了在野党；就是成了违法组织。抨击苏联解体的那些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他们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贴上“和平演变”的标签；还对那里的经济衰退幸灾乐祸；因为这正好证明了他们说的“亡党必然亡国；人民重吃二遍苦”的道理。 这是政治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说1998年是“流行政治年”；是有事实根据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的淡漠；以及“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倾向；本来已经相当明显；而现在；有一股潮 流涌出来；似乎是在与政治展开最后的热恋。乡下有人抗税；城里有人罢工；有人群聚起来上访告状；有人偷偷组织社团；法轮功的活动也是屡禁不绝；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城市里；还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也是危险的。不过；我们所说“最后的热恋”不是指这些。一个住在深圳、名叫何清涟的女子；写了一本书；取名《现代化的陷阱》；里面叙述了中国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坎坷；既犀利又委婉；令所有现代化的梦想不得不大打折扣。中央电视台的年轻编导刘春看了以后；不禁感叹：“书写得惊心动魄；令我辈须眉惭愧不已。”但那时候这个瘦弱女子已经做好准备；自己如果不想掉在这个“陷阱”里；除了告别中国政治远走异国；别无选择。 正月初一这天；多年不露形迹的万里出现在上海市民面前；坐在黄菊和徐匡迪中间谈笑自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用好几秒钟播放这个场面；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就不是过年了；而是政治。再早几天；香港的三家大公司倒闭了；连带房地产价格下降百分之三十；市民上街游行抗议；这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所以董建华才会跑到北京来找朱基；情急火燎地求援。北京市新华南路有个名叫龚力文的妇女；在急切地寻找克林顿；口袋里面还揣了一封信；信里恳请总统关注她的以“境外人员刺探国家秘密罪”被判处九年徒刑的儿子李海。可是克林顿正在兴致勃勃地和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呢。一大堆电视记者围着两位元首；把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播出去了。这让美国总统兴奋；也给了很多中国人错觉。一些人展开“组党运动”；以为中国就要变成美国；中南海也可以坐视他们胡闹。李鹏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说：“绝不容许出现反对党。”又说“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还让《人民日报》把这话刊登出去。这是明白无误地警告他们悬崖勒马。 “反对党”是“绝不容许出现”的；但是“竞选”却出现了。地质大学一个新上任的副校长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这与以往不同。按照《北京晚报》的消息；有五名候选人分别登台“拟职演讲”；接受选民质询。其中有个叫王聪的；一开口就承诺为大家办二十件实事；结果当选了。在老百姓看来；谁给他们办好事他们就把权力给谁；在政治家看来；这不就是“竞选活动”么！要是倒退回去几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件了；可现在；这一点也不稀奇；你如果有机会走出城市；走到乡下；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就有可能看到那里在“竞选”呢。根据一部新的法律———《村民组织法》；全国五百多万个村庄全都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了。这样一来；这个以“任命制”维系自己权力体系的国家；一下子冒出来数以百万计的竞选场面。 对于这些场面；当时有不少人忧心忡忡。他们说；“农民连文化都没有；哪里懂得民主选举。”这说法在当时特别流行；等到一个一个村庄像过节一样地把选票投完了；农民皆大欢喜；他们又开始担心老百姓选完了村干部；就要如法炮制地选举乡镇干部、县干部；甚至要求投票决定那些高级干部的升降去留。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后来的确出来一些征兆；说明任何一种旧制度一旦出现一条裂缝；就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的崩塌。当时胡绩伟就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实则却是借题发挥。他批评毛泽东时代党的高层领导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培育民主制度；所奉行的不过是“家长制”；也就是上级可以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地对待下属。胡在80年代是人民日报社社长；也是延安时代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可是这个人现在不再跟随那一代老共产党人了。他的见解在一些人中引起共鸣。不过；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他没有提到的：把党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看；在民主方面还是进步了许多。他要是三十年前写这样的文章；必是非死即监的结果。可现在；他还好 好地在煤渣胡同三号的家里过日子；有一套拥有六个房间的公寓；有一辆配备了司机的奥迪牌轿车。有时候还在心里升出几分得意洋洋的感觉；因为即使是那些痛恨他的人；也不能拿他怎样。 1998年新年前后。图书出版界的热衷于政治一发而不可收；“文人论政”也的确是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说老实话；那个春天北京的新闻界和出版界都够活跃的；而且全都热衷于出版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籍。一定是因为几个月来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话说得过火了；把人们的已经埋藏了很深很久的渴望重新燃烧起来。陈寅恪和顾准的故事摆在新华书店最显眼的地方；这两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文人现在已被描述为人间楷模。《反思郭沫若》也是这一年出版的；给这位官方颂扬的文学、史学、考古学泰斗蒙上了反面角色的阴影。还有《自由主义的先声》；还有《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有“三大右派著作”———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痛思录》、戴煌的《九死一生》；都是畅销书。想要说话的“右派”远不止这三个人；另外一百四十个“右派分子”也都撰文回忆自己当年如何被摧残；汇编起来出版了；有厚厚三本；分别叫做《六月雪》、《荆棘路》和《原上草》。好在这些人所述说的都是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就好像从遥远的地狱里发出的呻吟；与今人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出版界的指向越来越靠近今人了。叶永烈的新书《1978年》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出去几十万本。还有一本书叫做《解冻年代———三次思想解放备忘录》；也在到处流传；编者把最近二十年所有论述思想解放的经典文章全都集中起来；作者有邓小平和江泽民；有万里、李鹏、李锐、于光远、厉有为、邢贲思；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马立诚。 马立诚和笔者写的《交锋》；也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它后来 成了1998年销量最多的政治类书籍；正版和盗版加在一起超过二百万册；让人大感意外；在年初今日中国出版社决定出版它的时候；从新华书店接到的预订印数还不到三万册呢。 书还没有出版；就开始在《中国改革报》上连载了。说它是一本政治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书中叙述了过去二十年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保守主义的羁绊此长彼消的过程；当然也露骨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爱憎；所以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中宣部一个官员看了报纸；把电话打到报社；询问是怎么回事。报社总编辑名叫王清宪；是个皮肤白净、外圆内方的年轻人；当即回答；“为了宣传邓小平理论。”那人就没再说别的。两个作者也没把这个插曲往心里放。对两人来说；写这本书本来就是挺偶然的一件事；根本不像后来许多评论里所说的；是“有组织的蓄谋”；也不像朱丽冰和其他很多人所猜测的；“该书带有重大官方背景”。 事情的经过其实挺简单：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马立诚想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整整二十年了；灵机一动便要写点东西出来。此人是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的编辑；常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撰写文章；消息灵通；头脑敏捷；思想大胆；文风犀利。这些素质在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身上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