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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然后开始列举北大那些最受尊敬的学者的精神。有严复；他曾担任北大校长；也是第一个把“自由”概念引进中国的人；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有马寅初；也是一位北大校长；在50年代因自己的“人口理论”而获罪；却又写了《重申我的请求》；公然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有陈寅恪；他曾是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毕其一生都在实践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 在一一转述这些人的事迹和思想之后；李慎之用诗一样的文字写道： 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 天赋的权利。已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 具普遍性的价值。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 富。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李的序言写于1998年4月。在它的后面；刘军宁放上了自己在“北大百年同学会”上的演讲；时在1998年3月17日。他说自己近来有颇多伤感：“叹惋的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上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叹惋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来却仍然那么的新鲜；仍要来谈谈这个陈旧的话题。” 书里的内容除了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没有更多的了；有如他自己说的；“不过是重复了北大先师们的结论；即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事实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两种观点的持有者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证据；但却都没有足够证据去否定对方。 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看来是打算了结这场争论的；至少他在5月4日人民大会堂纪念北大百年的集会上试图这样做。他的面对八千多人的演讲；主旨就是要阐述北京大学的精神。他提到北京大学的历史；提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学 习他们前辈的传统。青年们都听到他说“五四运动最根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没有听到“自由主义”———既无贬低也无褒扬。 官员希望属下百姓个个纯净无邪；逆来顺受；勇于献身；甚至不惜以强制手段迫其就范；成为党的理想所期待的“大公无私”之人。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官员本身的无法无天和舞弊徇私；成为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一年全国三千多家县级法院接到的行政诉讼案件骤然多了起来；经过严格筛选后仍有九万八千件需要立案；比之十年前《行政诉讼法》刚刚颁行时；多了大约十倍。“行政诉讼”的核心也即百姓所说“民告官”。想一想吧；每天有差不多三百件案子需要了结；全都牵涉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冲突；而且遍及城乡各地。然而实际发生的问题可能更多；因为大多数百姓宁愿选择上访而不是诉诸法律。 “上访”这个词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它是70年代末期兴起来的。那时候上访者大都是多年蒙受政治冤屈要求平反；后来渐渐演变成对于现时种种不公的控诉。背井离乡游荡在全国的上访大军数以十万计。一般来说；每当春天开始之时；也正是上访高潮；只是这一年持续到严冬都没有间断。他们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夜晚蜷缩在政府大楼门口；白天则到处喊冤；逢人就把自己的故事讲一遍；就像鲁迅小说里的祥林嫂一样。而他们口中的冤头债主；十有八九都和当地官员有关。这种现象的持续蔓延；证明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它本来是解决争端的；但是它本身也在造成争端。“很难说每个上访的人都站在理上”；一个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说；“可是你想想；就算只有一半人受了冤屈；就够可怕的了。”他是一个转业军官；上级告诉他上访者多是刁民；让他拿治理军队的那一套来对付；可他的同情心似乎占了上风；他相信老百姓若不是被逼无奈；是不会给官员找麻烦的。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5）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6）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他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他把国务院的六十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三百个部长和副部长、一千九百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三万工作人员减少一万七千人。部长们心中忐忑；问他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一个胡启立对他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了 ①。这让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们国家庞大的官员队伍中；拥有数以百计的省部级机构、数以千计的厅局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县处级机构；集中了至少三千万官员或者拥有官员级别的人。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依靠党的理论支撑自己的信仰；依靠国库税金维系自己的生活；依 靠级别晋升成就人生之路①。官场上冗员为患；不独是90年代之弊；甚至也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这几十年的问题。它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造就的历史。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王朝时；其子民约有六千万；官员集团不过由七千五百人组成；公元十四世纪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全国人口与西汉大致相当；官员却增至一万七千二百人。公元1644年清朝初期；官员数量为刘邦时代的三点六倍；而其治下人口却只及西汉人口四成。又经二百年后；也即19世纪；一县官吏已增至三四百到二三千人之间。1851年咸丰皇帝登基；听说此事惊讶不已；提笔质问臣下：“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然后到了20世纪；孙中山颠覆皇权以及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最终建立共和制度。我们国家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官员的膨胀却一如既往。历届政府都曾尝试精简之策；其中70年代一次；80年代两次；90年代也有过一次了；可是精简之后膨胀更甚。“膨胀—精简—再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过去几十年的官员队伍：“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的最为经典的一个情节发生在邓小平身上。二十三年以前；也即1975年；他在副总理任上整顿吏治；一方面尖锐地抨击政府臃肿的弊端并且宣布其精简方针；还说“整顿也是一次革命”；私下里却又流露出内心的为难。有一次他对一群官员说；谁要是能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就请谁来当副总理。后来的事态证明；那次的吏治整顿没有成功；现在轮到朱基来做这件事；这一段历史；经过文人的 整理；成为报纸争相刊登的一条新闻。其中说；全国总人口和“吃皇粮”人数的比例： 汉代：8000∶1 唐代：3900∶1 明代：2900∶1 1949年：297∶1 1994年：29∶1 这一新闻有个大字标题：《三十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可见咸丰所谓一县官吏“盈千累百”；与今日相比乃是“小巫”。 现在到了1998年岁末。这一年我们的国家真是险象环生；好在都过去了。长江特大洪水安然流过荆江、皖江；经下游进入东海。亚洲金融风暴的破坏力也开始减弱。尽管吴敬琏还在警告“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既得利益已成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不过；朱基在九个月前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毕竟兑现了。这让亚洲人都松了一口气；美国人和欧洲人也为之称道。 前述“万言书”的匿名作者之一终于站了出来；原来是《当代思潮》那位总编辑。他把一纸诉状递到法院；起诉《交锋》的两个作者和今日中国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一直在持续着；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者”们批评它给江泽民树碑立传；国内的一些人却在批评它对江泽民恶意攻击。那位总编辑属于后者；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了一连串尖锐批评《交锋》的文章；眼见没有产生期待中的效果；于是转而诉诸法律；说《交锋》未经他的许可就摘录发表他的文章；是侵犯了他的著作权。 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成为一场法律诉讼；这是1998年年末一件有趣的事。11月26日；“万言书”与《交锋》之间的一场官司拉开了帷幕；地点在南三环路边铁匠营胡同的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发动了诉讼却没有出庭；只把被告、庭审法官、记者、一大堆旁听者和自己的代理律师留在法庭上。代理律师期望以法律手段来裁决意识形态的争端。可是法官却说；法庭只裁决是否侵犯著作权；不评判意识形态的是非。一个记者听了这话当场感叹：“时代真是不一样了！” 时代这么一变化；“万言书”的作者就有麻烦了。一审判决以法庭驳回总编辑的所有诉求而告终；还要他支付全部诉讼费用五千五百一十元。他不服判决；于是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责备代理律师不力；满城寻找最精明的律师来取代之。律师被更换了；可惜还是没有用。上诉又被驳回；除了再交五千五百一十元诉讼费外一无所获。京城那些激进的改革者都说；这是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