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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不论这些指责是否正确，是否也能算作学术性的文艺评论。本来，即使是不正确的文艺评论也是允许的。但，事至今日——这位绿漪女士今年已经八十七岁高龄了，从她此后半生的充分表现，特别是从鲁迅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她忽地抹脸一摇，由一个崇敬鲁迅的人变为攻击鲁迅（她自称为“反鲁事业”）的“英雄”，势必砍倒这面革命文化的旗帜，就不难看出她这个“评论家”当时所扮演的是哪个行当，这些攻击是怎么一回事的了。鲁迅生前，她始终只有称颂，不敢公开攻击（她虽然十分痛恨，但也明白：鲁迅是个不好惹的“绍兴师爷”啊！）。而自鲁迅逝世后二十四天，亦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她就像压抑多年，终于等着了这一天而爆发的火山一样，在国民党官办和右派刊物《文艺月刊》、《军中文艺》、《奔涛》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骂鲁文章，把鲁迅写得一无是处，直至骂街式的人生攻击，骂到了“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的地步。一九四九年后，她伤心泄气地到过香港、巴黎。一九五二年到了台湾，重操“反鲁事业”以自献，写了大量文章，骂鲁不断加热升温，与反共连成一起。对鲁迅的人身攻击也更加不堪，恶毒得出奇的帽子多达需用高额二位数统计。一九六六年她集反鲁文章为一书：《我论鲁迅》，并声言骂够了，“以后关于这个‘文妖’的事，我不高兴再理会了”云云。
历史，竟然是如此无情的一面明澈的镜子，到今天，不过半个世纪，就让我们看清了：当年作者发表《所谓自传也者》，揭露这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云云不仅不过分，而且是预警性的。在文化“围剿”和反“围剿”进行着激烈搏斗的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正为手下那批草包特务低能、不争气，招架不住革命文艺的洪流而苦闷的时候，这篇以文艺家的评论面目出现，首先从作者头上开刀，刀锋扫及整个创造社的《郁达夫论》，无疑是这位绿漪女士进一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投靠所献的一份及时的进身礼物。果然评论起到了封禁后随的得力作用。这位女作家此后亦步步升级，终成为一名反对左翼文艺，反对鲁迅的“英雄”。而作者的这篇自序——竟有幸地能在国民党审查官不甚注意，所谓“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的刊物《人间世》上登了出来——遂留给今日的我们在阅读他的九篇自传时以一枚启迪性的钥匙。
二 出 生
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评论家曾称郁达夫为“小布尔乔亚”的作家，大概也包括了他的家庭出身，即小资产阶级。他自己有时候在杂文中也承认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而他在自传的第一篇《悲剧的出生》中说，他的家是“一个小县城里的书香世家，在洪杨之后，不曾发迹过的一家破落乡绅，”“小县城里的中产之家”。又说：母亲“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凡我们家里的田产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被窃取了”等等。解放后，冯雪峰在一九五八年写的《郁达夫生平事略》中就说他出生于“地主阶级的家庭里”。六、七十年代所出的作家传略、现代文学史和大学课堂上的作者介绍大都也说他出生于地主家庭。但他在这篇《出生篇》中又说“儿时的回忆……第一，我的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于是也有“破落地主家庭”之一说。
据当地一些老年人说，郁家上代曾是几代儒医。有人还记得郁达夫的母亲曾说过：“我家祖上当过宋朝皇帝的医生那样的大官呢，皇帝还说郁家后代一定要出名医。”不过，一直到解放前，在富阳，郁氏只此一家，曾有过一间很小的家祠，但从没听说修过家谱，因此无文献可查。但至少，不少人知道，郁达夫的曾祖父郁品三（字宝珍）和祖父郁圣山（字仰高），当时曾是这个小县里很有点名气的中医师，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字士贤）也兼行中医，则大致可以说儒医是一脉家传。从这点上说，不论大小，也算个“书香世家”吧。郁圣山大概收入较丰，据说，郁氏祖遗的三开间楼房的住宅，原来只有一半属于郁圣山，另外一半属于同祠的一位孤老堂叔，到郁圣山手里才买了下来，完成了独户家院。中医师大多有喜爱花木及中草药的传统习惯。郁圣山似乎更癖好些，曾在住宅前的院子里手植一株樱桃树，一株柚子（即文旦，当地人叫香泡）树。樱桃落叶植东；釉子常绿，在西。树下各设了饲养金鱼的大水缸。靠近屋前的阶檐口又筑起了两个高台花坛，种植花卉和中草药。经他的辛勤培植，据说当时一院绿树成荫，四季花草吐芳，曾是一个很象样的儒医家院。这些树木水缸，到郁达夫孩提时还大体保持着，不过因无人管理而衰败不堪。但郁圣山早故，正当“洪杨之后”，郁企曾幼年丧父，后来医道就不及其父出名，家境也差多了。郁企曾早年做过私塾教师，后来谋得了一个富阳县衙门户房的小差事（司事）。但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就死了，终其一生，除养活一家八口外，只能有些微余力，为家业办成了一件事：就是把祖遗的住宅前院子的一围竹篱笆改成了一围低矮的砖墙。——至今还完好地留存着。
郁达夫出生（1896年）时，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第一是父亲郁企曾的薪俸（即工资）兼行医的收入；第二是祖遗的一部半“庄书”收入。“庄书”本来是一种民间管理田赋的制度，晚清时代曾在江南普遍实行。每个县按行政区域分成若干个庄（与今日的乡相似），庄内的田、地、山、塘、宅等的所有权登记册籍由民间专户保管。这种册籍就称为“庄书”，保管的专户就称为“庄书人家”。庄书人家除保管册籍外，还经管所有权买卖过户，向政府申报各户税赋及其变更等事项。办理这些事项，都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手续费。买卖田地较多的大户、中户，出入庄书人家，经常就餐留宿，有的还横榻吸烟——当日风行一时的鸦片。庄书人家每年秋收之后就要向各大户、中户收取所谓“秋丰谷”若干斗、担，按户不等，形成惯例。因此，“庄书”不仅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权，还是一种颇有收入的财产形式，并且可以买卖转让。各庄有贫富之别，庄书的价格也大有高低。甚至可以把一个庄的“庄书”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部庄书来买卖转让。这种制度的积弊陋规，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述的。连清朝和民国以后的政府也都明知而束手无策，听任泛滥。庄书人家的特点是人来客往多，而愈是来往客人多，开支当然增大，出息却愈好。郁家这一部半“庄书”，虽属于一般的中等庄，但据说每年收来的“秋丰谷”也可以供全家的半年口粮。第三是祖遗的十余亩田产，自家种了六亩左右以补口粮，农忙时请些短工帮助；还有一半左右，因十分贫瘠而出租，收入不多。在当时富阳这个小县城里，“大多数的百姓”，“既无恒产，又无恒业”，这个家庭，虽比地主大户不足，但比下有余，可以称得上“中产之家”。庄书人家，可以进出衙门户房，何况，据说郁家上代还做过皇帝的医官，当然也不妨自称为“乡绅”。
郁达夫三岁丧父，家庭起了很大变化。年老的祖母（郁圣山妻）尚健在。二位哥哥：长兄郁华（字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字养吾）比他大五岁。姐姐郁凤珍比他大二岁。加上母亲和养女翠花，老幼七口，两代寡妇，一时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力量。家庭的三项经济来源，第一项主要收入没有了；第二项，庄书缺了经管办事人，只好长年礼聘一位姓俞的老先生来代办文牍，收入减少了一大半。第三项本是靠天收入，又遭到了孤儿寡妇家所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