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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便宜的嘉兴去进府中的”；《自述诗》说是由于杭州中学无宿舍。这两种原因，可能都是存在的。总之，他转赴嘉兴就读于嘉兴府中是在同一年的春天。嘉兴，比杭州，毕竟是离家更远了。自传的《远程篇》中叙述了他在嘉兴府中时的“怀乡之念”，“半年之中……一个人真不知流了多少思家的热泪”。暑假回到家乡。暑假过后，“嘉兴是不想再去了，所以秋期始业的时候，我仍旧转入了杭州中学的一年级”。这些情况与《自述诗》第十六首所述也完全一样：
离家少小谁曾惯，一发清山唤不应。
昨夜梦中逢母别，可怜枕上有红冰。
注：初到嘉兴，思乡颇苦。五月作病，六月还家。八月改入杭府中学。
这些都是同一年的上半年的事。
富阳县城经过八年抗战的浩劫，原富阳县高等小学堂以及民国后改建成的县立春江小学校均在战火中付之一炬，所有毕业生名册档案已无可查。但却查到了当年嘉兴府中的一张《修业文凭》。
晚清宣统年间，浙江原各府中学堂已改建为统一的按顺序排列的各个中学校。如杭州府中改为浙江第一中学堂，嘉兴府中改为浙江第二中学堂等等。但在民间，习惯上还是依旧称杭州府中、嘉兴府中。校长称监督。当时，浙江第一中学堂的监督是邵伯絅，第二中学堂的监督是方於笥。现已查到的就是浙江第二中学堂的第九十八号《修业文凭》。文凭载明：学生郁荫生（原名文），现年十六岁，系富阳县人。本学期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列入最优等。出具文凭日期是宣统三年闰六月，监督方於笥。
作者一生就读嘉兴府中就只一次，时间是一学期。查宣统三年的闰六月，即一九一一年的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日，正是暑假期内。按通常惯例，学堂不会每个学期给每个在学学生都出具一张《修业文凭》。可能正是因为“学生郁荫生”下半年要转入杭府中学（第一学堂），经申请，校方才特别开具的。这张文凭既证明作者就读嘉兴府中是在一九一一年的上半年，则可以推知小学毕业后离家赴杭州也是这一年，即十六岁的春天。说明还是《自述诗》第十三收所述正确相符。
富阳县高等小学堂无秋季班，毕业都在冬季岁末。富阳当时无中学。富阳学子小学毕业后欲升学的，都在过了年节（现在称为春节）后上杭州去考中学。清朝都按传统的旧历（或称阴历、夏历、农历）纪年。旧历岁末都已是公历次年的一月或二月。如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腊月二十九日，作者十五岁的岁末年夜，已是公历一九一一年的一月二十九日。《自述诗》第十二首所注十五岁冬在高等小学堂毕业，照算已是一九一一年的一月间。这与上述已经证明的赴杭时间是连贯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当时的高等小学堂是富阳的最高学府，这个学堂的毕业生，被社会看作同考中了秀才是一样 的。例如原来科举制度时盛行的，考中秀才，“报子”要敲着响锣报送“报单”。废科举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高等小学毕业，“报子”也同样报送“报单”到毕业生的家里以及毕业生的岳家和外祖家。于是，焚香告祖，殊荣仪式，一如旧时。因而乡间有些人家就直接称毕业生为“学堂秀才”。高等小学堂对生员毕业也视作一件荣庆的大事，往往在冬尽岁末前举行庄严的毕业考试，阅卷评定毕业人数后，待过了年节，要再另行举行隆重的毕业大典，请县知事亲临参加，颁发文凭、执照。并举行光荣的毕业宴会。因此，自传《春愁篇》，除了毕业年份、年龄有误外，所述毕业情况却是真情实事。
在嘉兴府中这半年，作者说：由于“被怀乡的愁思所苦扰，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就一味的读书，一味的作诗。”他读了哪些书呢？这里所谓的“读书”，读的显然是指中学学课以外的，使他发生浓厚兴趣到了“一味”程度的那些书。其中不小一部分应该是诗集。据了解，他在高等小学堂里学习的古典文学中，引起他极大兴趣的是唐诗。在小学毕业以前，他就不仅是“熟读唐诗三百首”，而已是能背诵唐代大部分主要作家的作品的了。《远程篇》中说，离家之日，船行之中，为了排遣离愁，他“就从网篮里拿出了几册”《古唐诗合解》来读。这部由吴郡王尧衢翼云编注，经他悉心圈、点，密如蛛网的十二卷木刻版《古唐诗合解》，在“文革”以前，一直保留在他的富阳老家里。但《自述诗》第十二首说：
吾生十五无他嗜，只爱兰台令史书。
忽遇江南吴祭酒，梅花雪里学诗初。
注：十五岁冬去小学，奖得吴梅村诗集读之。是余平生专心研求韵律之始，前此唯爱读两汉书耳。
在他小学毕业奖得了吴伟业（梅村）的诗集以前，他只是好读汉书，而不提唐诗。这里有个颇耐思索的问题：他在《自述诗》第六首中就曾说过“九岁题诗四座惊”。一个已经足以题诗叫四座吃惊的人，“前此”是不会不读过别人的诗的。则是否是说，他最初学习写诗，也就是“平生专心研求韵律”是从读了梅村诗集后开始的，“前此”，就是爱读汉书，即使接触过唐诗 ，也谈不上爱读，更不想专心研求。然而，到了他写作自传的三十年代，他却认为少年时熟读唐诗这个“起伏事实”，对以后他的诗歌创作倒是最早的“内心变革过程”，因而在《远程篇》中首先提到了唐诗。事实上，从他一生创作的诗词来看，唐诗也确实对他起着奠基的作用。例如：旧诗的意境，“如冲淡，如沉着，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屈、飘逸、流动之类的神趣”，他是从唐司空表圣的《二十四诗品》学来的；他追求句法的生动，钻研了唐杜甫的近体诗而得出“辞断意连、粗细对称”的方法论。但自传并不否认，在他学习写诗之初，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清代诗人的诗。《远程篇》说：暑假回家，路过杭州，买了一大堆书，其中“对我影响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过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书”。第一部就是黎城勒氏的《吴诗集览》。这一点，就影响来说，与《自述诗》所述是一致的。据《自述诗》，他获得梅村诗而“读之”还早在半年之前。不过，高小毕业时奖得的梅村诗集，可能是本选集，没有《集览》所收的多而全，在去嘉兴时也该是随身带着阅读的。
此外，在这半年里，他接触的清诗，远不止是梅村的，至少还有朱彝尊（竹垞）的。《自述诗》第十五首说：
鸳湖旧忆梅村曲，莺粟人传太史歌。
日暮落帆亭下立，吴王城廓赵家河。
注：落帆亭在嘉兴北。朱竹垞《鸳湖棹歌》有云：“怕解罗衣种莺粟，月明如水侵中庭。”艳丽极矣！
清代明初，“江左三家”（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雄视诗坛，朱竹垞虽没有与他们并列，但亦自是一代大家，与王士祯齐名，时称“南朱北王”。吴梅村有过《鸳湖曲》，朱竹垞有《鸳湖棹歌》，写的都是与嘉兴南湖（一称鸳鸯湖）有关的诗篇。作者在到嘉兴之前就读过《鸳湖曲》，因而这里称“旧忆”；到嘉兴之后又读到《鸳湖棹歌》。而作者似乎对《鸳湖棹歌》更为欣赏，特别是对注语中所引朱竹垞的这二句诗，激赏赞叹之情，跃然纸上。莺粟，即罂粟，原是种二年生草本植物，花开红、黄、紫、白诸色， 既供欣赏， 果壳并能作药用， 也能制作鸦片。据说朱竹垞当年的嘉兴南湖广种此花草。当地风俗，中秋前后播种时都由青年妇女脱衣解带，赤身裸体地去撒种子，因而都在夜深人静的月光下偷偷地进行。朱竹垞的这二句说的就是此情此景。年少多情的作者被这二句诗的弦外之音激起丰富的联想遐思，竟使他似难自持地喊出“艳丽极了”的呼声！这种意境美的独到艺术享受，往往在领受者脑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图景，以致长远、长远。六年之后，一九一七年暑假，作者自日本名古屋归国省亲，七月五日车过嘉兴，作者又在车上成诗一首云：
昔年曾向鸳湖住，今日重来感慨多。
最忆白头朱太史，满园红袖谱新歌。
注：过嘉兴，昔年余曾居此。吴梅村、朱竹垞各有鸳湖棹歌。朱，秀水人也。
原稿第三句首二字本作“谁似”，大概人为太露骨了，不够妥帖吧，乃圈去，改为“最忆”。诗注中对吴梅村的《鸳湖曲》只附带地提起了一下，而感慨最多，最不能忘情的却是朱竹垞的诗。如果与《自述诗》第十五首连起来读，就会知道他感慨深处的秘密，正是“艳丽极了”的“红袖”！第三句首二字改为“最忆”，固改得较为含蓄疏雅，比原来的好。但如拿原本的“谁似”来推求，艳羡之余，还不无自叹无此福分的怨气，倒是十分符合他当时的感慨情绪的。
清初的“江左三家”，诚然是三大家，对清一代的诗风有着深远的影响。与作者同代的清末民初时的诗人，几乎没有不读过这三家的诗集或诗选的。但这三家又都是明末的公卿，亡国后投降满清，做了新贵的所谓“二臣”。尽管他们的作品，没有像秦桧、严嵩那样为士人所不齿，仍然大量刻印流传，并为历来的许多诗人文士（包括作者在内）所喜爱欣赏，但作者对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标准和不同的看法的。对钱谦益是：“虞山人力轶前贤，可惜风流品未全。行太卑微诗太俊，狱中清句动人怜。”对龚鼎孳是：“尚书白发老江湖，卅二芙蓉句不磨。未必临危难授命，都因无奈顾横波。”对吴伟业是：“斑管题诗泪带痕，阿蒙吴下数梅村。冬郎忍创香奁格，红粉青山总断魂。”他对三人的文学才华都是十分赞赏的，甚至有些字眼还不免于溢美之嫌。同时也都有批判，但比较起来，不难看出他对吴梅村是宽恕、惋惜、原谅的。原因何在，他没有明说。吴梅村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