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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这天适宜男孩降世。但是，那天出生的人将喜欢挖苦、说谎、狡辩和私通。
在伟大的第十二天，聪明人应该诞生，这样的人最有深谋远虑。每月第十天是男性降生的吉祥日，每月中旬的第四天是女性降生的吉祥日……
要躲过每月第五天，因为这些天艰难可怕。在某个月的第五天，据说厄里倪厄斯（Erinyes，复仇女神）曾帮助了誓约女神的降生，而誓约女神是斯特里夫（Strife，不和女神）生下来追究违誓者的。
每月中旬第九天愈晚愈好，但上旬的第九天完全无害于人类，这天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出生的吉祥日，……
以上说的这些日子对大地上的人类是一大恩典。其余日子捉摸不定，不那么吉利，不带来任何东西。……一个人能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做自己本份的工作，不冒犯永生的神灵，能识别鸟类的前兆和避免犯罪，这个人在这些日子里就能快乐，就能幸运。
这种择日的学说，在本质上与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实有相同之处。在古代印度星占学中，择日之说发展得更为完备周密，而且印度古代的星占—天文学与巴比伦及希腊都大有渊源。
二、天象迷信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式作者。在他流传下来的大量著作中，集中讨论天学的有《论天》（De Caelo）和《天象学》（Meteorologika，以前中文常译作《气象学》，不确）两种。还有一个短篇《论宇宙》中也谈到一些，这相传是他致亚历山大大帝的一封信——他是这位著名君王的老师；但通常认为该篇出于后人伪托，并非亚里士多德本人手笔。
在《天象学》中，亚里士多德用了不少篇幅谈论彗星。他认为彗星的构成性质类似火，因而彗星出现常常是干旱和大风的预兆：
当彗星很多，而且经常出现时，那些年份就明显是干旱的和多风的。……例如，当那块石头从气中落入埃戈斯河中时，它就是先被风刮上去，然后在白天落下的；在那时，有颗彗星也恰巧出现在西方。再有，在大彗星出现时，冬季干燥，北风凛冽，潮浪由于风而相对撞；……再有，在尼古麦克霍斯（Nikomakhos）统治时（按为公元前341～前340年），一颗彗星在赤道圈周围出现了几天（这一次没有升起在西方），这与科林斯发生的风暴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天象学》，徐开来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487页。
这种认为天象能够影响气象的思想，在古代是常见的，后来又由此演化为所谓“星占气象学”，专据星象以预言气候气象。这种古老的迷信前几年也曾在中国大地上又觅得一位传人，一时间招摇过市，着实热闹过一阵。当然，与古希腊学术大师亚里士多德相比，虽有许多现代的包装，却实在要等而下之了。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彗星是大气层中的产物，由此推论彗星会影响气象，在道理上还略有一点说得通之处。
但希腊人对于彗星天象的迷信还有更甚者。例如公元前372年出现的一颗彗星，亚里士多德曾描绘它有长达60°的彗尾，据我们前面几次提到的西西里人狄奥多罗斯的记载，这颗彗星被认为是斯巴达人衰落的预兆。又如公元前343年出现的一颗彗星，被视为战胜西西里人的吉兆，等等。当星占学在希腊化世界和欧洲流行之后，对于彗星的星占迷信当然更多，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还有一件广为人知的著名故事不妨在这里一提，即吕底亚人（Lydians）和美地亚人（Medians）之间因一次日食而罢战言和，而这次日食曾由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米利都的）作出预报。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中记其事云：《历史》，第37页。
吕底亚人和美地亚人之间就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继续了五年。……不过在第六个年头的一次会战中，战争正在进行时，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即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米利都人泰勒斯曾向伊奥尼亚人（Ionians）预言了这个事件，他向他们预言在哪一年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而实际上这话应验了。美地亚人和吕底亚人看到白天变成了黑夜，便停止了战争，而他们双方便都十分切望达成和平的协议了。……这两个民族像是希腊人一样地宣誓缔盟，此外，他们在宣誓时，在臂上割伤一块，并相互吸吮了对方的血。
根据天文学家用现代方法推算，这次对和平大有贡献的日食发生于公元前585年5月28日。泰勒斯由于成功地预言了这次日食而千古留名——知道他这件事的人远比知道他哲学学说的人要多。交战双方虽不是希腊人，却也可归入“希腊文化圈”之内，因日食而罢战言和，显然有天象迷信的成分，不过这一次迷信倒产生了好的结果。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25节 星占学的“第一黄金时代”
一、从亚历山大大帝身世传奇说起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是马其顿（Macedon）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之子，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在一些古代传说中，这位伟人的身世却充满传奇色彩，而且与星占学密切结合在一起。这里略述其梗概如下：
相传，亚历山大的真正父亲是末代埃及法老奈克塔内布（Nectanebus。亚历山大远征至埃及，被拥戴为法老，他去世后由其部将托勒密建立王国统治，“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是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他们都已不是正统的埃及人）。这位法老有类似“撒豆成兵”的法术，能凭空唤大军集结。但在公元前356年那年，天上的行星向他兆示：他的王国将被强敌征服，任他法术高深也无济于事。于是奈克塔内布化装成星占学家，去到马其顿，着意取悦于菲利普二世的宫廷。终有一天被他候到一个良机，乘菲利普二世外出之时，他潜入王后的寝宫，伪装成阿蒙神下凡，使王后怀了孕。
等到分娩之日到来时，奈克塔内布又去到王后寝宫，在那里大施法术。他安置起一个星占用的金盘，外圈是埃及的36旬星，中圈是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内圈是日、月；还有一些标识，用来表示行星位置。他要王后控制婴儿降生的时刻——在他据金盘排算出来的吉祥时刻才分娩，结果亚历山大果然降生于吉日良辰。但是，国王菲利普二世回宫之后，面对这一切既成事实作何反应，传奇故事中却并未交待出来。
这个故事还未结束。亚历山大出生之后，奈克塔内布成了他的塾师，用的启蒙教材是一本名为《秘中之秘》（The Secret of Secrets）的书——据说是亚里士多德所撰，后来失传——当然都是天方夜谭式的传说。奈克塔内布向王子传授星占学，可是当王子长到12岁时，却将自己的生父兼恩师、星占学家、前埃及法老（从理论上说当时仍是法老）奈克塔内布扔下了悬崖，原因是要证明：这位星占学家并不能正确预言自己的死期。
上面这个摇曳生姿的传奇故事当然不是信史，但它向我们提示了值得注意的几点：
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是星占学在西方世界大扩散的最重要契机，难怪后世的星占学家要将星占学的传奇附会到他的身世上去——他可算得上星占学史上的大功臣。
认为人的出生时刻决定其人一生祸福的观念，在这个传奇故事中得到生动反映。操控出生时刻以求避祸就福的想法，由此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最后，还可以指出特别有趣的一点：上述故事中亚历山大将奈克塔内布扔下悬崖以证明他不能预言自身死期（问他自己何时死？只要答案不是“现在”，就立刻杀他，即得证明）一节，为后世帝王与星占学家之间斗智斗勇提供了一个屡用不厌的题目。围绕着这个题目，后世的帝王与星占学家各出新招，精彩纷呈，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一些例子。
二、生辰星占学风靡一时
据说，亚国山大东征过程中，就曾利用星占学以助成伟业，这虽未留下多少确切的证据，但如此雄才大略的君王，在几乎转瞬之间建立起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空前大帝国，则广泛借助于各种力量以成其事业，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亚历山大大帝国转瞬间建立，又在他去世后转瞬分裂，成为迦勒底星占学向各处广泛传播的契机。关于著名的迦勒底星占学家贝罗索斯在希腊的活动，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这样的星占学活动家，比如活动于帕加玛（Pergamum）国王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Ⅰ）宫廷中的星占家苏丁（Soudines），他曾编过一种月亮表，被沿用了好几个世纪。当时很多希腊人接纳了新的天学理论，像伊壁琴尼（Epigen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阿特米德罗斯（Artemidorus）等人都自夸曾受教于巴比伦的祭司—星占学家。又有基第纳斯（Kidenas）其人，可能与巴比伦的某些天文发现有关，他甚至可能曾是贝罗索斯的老师——尽管从年代上推算他与后者相去不远。
在公历纪元开始前的几个世纪里，星占学激起了希腊社会中许多群体的强烈共鸣。其中不仅包括哲学家和科学家，也包括像“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这样的人物。希波克拉底向他的门徒传授星占学，以便让他们掌握病人的“凶日”（critical days，这与前面所谈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中的择日之说是一脉相通的）。他曾说：“谁要是不理解星占学，那就不是医生而是白痴。”希波克拉底的这些观点后来成为欧洲医学界的悠久传统，也使“星占医学”这一脉日渐光大。继他之后的大医学家盖伦（Galen）也坚信星占学。一些希腊医生是根据星占学的象征和兆示来决定医疗措施的。
希腊上层人物对星占学的兴趣之大，在许多传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