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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大连人民受益非浅,大连的国际知名度也因服装节而跃升。的确服装节不仅请来了中央级的领导,还请来了一些曾经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如今退了休的名流,比如说基辛格和加利,就如同日本联赛买来了40岁的法尔考和昙花一现的斯基拉奇一样让世人惊奇。虽然体育场的草皮每年都要被蹈足欢歌的演出踩死。虽然每次重植草皮要花几十万。但和提高大连知名度相比肯定是小意思。据说大连市有用不完的钱。
对于一个外省人来说,大连的现代神话和我没有关系,我的收获是通过看电视知道了大连有一个能用英国话致开幕词的市长。记忆中当时我目瞪口呆了。在那一天晚上,我的耳边一直是中国市长的英文,再也听不见歌星们的歌唱了。我想,市长肯定代表了一个城市最本色的东西,我还讲不清大连的本色是什么。
但肯定不是“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时代变了,苞米面大部分喂猪,料子裤子不再是上品,大约应该是生猛海鲜夜总会两万元的裘皮衣和三千元的月薪还有服装节的礼花。当然,全中国的球迷都不会忘记,大连还有足球。对于球迷来说,大连就是足球的同义词,中国足球的同义词。服装节是大连自己的事情,球迷没兴致评头论足,球迷们关心的是中国足球,而大连足球就天然地成了中国足球的关注焦点。比如万达队的连续不败,比如王健林和迟尚斌,比如大连金州的主场赛事,比如中国足球和大连足球能给球迷什么礼物,比如……大连足球是不是中国足球现代神话的延续者或终结者?
大连在我心里真的有趣了。我希望自己重新拾回十年前对大连的感觉,那种感觉使我满怀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依恋。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正开始成为一个对写作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一个对生活开始表达敬畏的老年人,一个把大连当作音乐启蒙导师的心怀感激的学生。那是1987年夏天,那时候的大连还没有顶级球队,这个城市的足球精英都去了沈阳,他们代表辽宁足球横扫中国足坛,正一年一年接近着“十连冠”的最后辉煌;1987年的大连也还没有服装节和讲英语的市长。我记忆中不能消逝的是大连一条叫作兴工街的街道和街道交叉处的一架铁桥和桥下的盲艺人,还有灼热的阳光、嘶哑的歌唱还有额头滚落的汗珠。
记忆保存下来的东西肯定是一个人生活中和命运相关的部分,但我很难说那个夏天的中午和我的命运有什么联系。那个中年男人拉一把二胡,面前放一顶帽子,他唱一支歌。他的声音很哑,但唱得非常投入。
不知为什么我就坐到了他的面前。天很热太阳很毒,他比我幸运,用不着担心阳光灼眼,流浪艺人一般都双目失明。他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冒出来,我也是。我大约听了一小时还多。后来我一边走一边就能唱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流浪艺人。我有预感,有一天会双目失明。这种预感规定了我的生活,我尽可能延迟睡觉的时刻。我什么都看。我希望尽可能多地看些东西,希望陷入永久的黑暗以后能说出光明的样子。在那天下午。我肯定流出了一些眼泪。十年了,我一直都不能回忆出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找只是惊奇:那是我头次听到《橄榄树》,然后就会唱了。这个夏天成了我喜欢音乐的开始,但局限于听流浪艺人的演唱,即便是陪妻子上街我也不会在流浪艺人身边走过去。我并不强迫妻子也听,她可以到就近的商店里去,远一些的更好。我可以挤进人群听他唱和演奏,但我已经不能获得1987年夏天的那种感受。我知道没理由失望,我的喜欢是真实的。我愿意少喝一杯可乐把钱扔进艺人的帽子或者罐头盒。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小声唱《橄榄树》,我的眼前经常会出现居住了18年的土房,我的外祖母就死在那间土房的小土炕上;还有后面的护城壕。城壕上种了玉米和豆角,这种时候玉米都掰了,一群孩子进行着激烈的八路打日本的战争;在护城壕的一端,是日本人当年的碉堡;还有,我家的土房和许多人家的土房都盖在城壕圈定的大平场上,那里曾经是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刑场……我没有理由不喜欢大连,准确些讲没有理由不喜欢那个教会我唱歌和思乡的大连。它肯定连接了我生命中某些已经开始中断的部分,否则我肯定不会来到辽宁,更不会在1997年秋天又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虽然我实知道这一次到大连不再是寻找某一个流浪艺人,也不是为了重唱“我的故乡在远方”,但感觉中1997年的大连肯定是一个让我陌生的城市,一个让乡下人惊悸不安的城市,一个比只会讲中国话的小说家自惭形秽的城市。幸运的是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中国的一只足球,那只圆得飞不进对手球门的黑白相间的足球。
我头一次面对硬皮本子无所适从。这种硬皮十六开一百页的横格本子一直是激发灵感的可见物质,但这一回我没有把握。在第一个夜晚,《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林建法睡了,他为了替刊物拉赞助去陪某个老板打保龄球。他回到宾馆时已经子夜,后来他睡了,我却用睡不着了。我穿上衣服出去,外面当然很黑。但大连的夜晚显然比沈阳的夜晚多出许多灯光。站在平台上我可以感觉到海风那种特别的潮湿,我突然有些怀疑这次大连之行的必要性。我想到了9月13日的那个主场赛事,我又一次目睹了中国队先胜后败的掺剧,也头一回看见了大连球迷的平静和无奈。在这天凌晨,我问黑夜还没有结束的大连:一个不折不扣的足球城怎么会如此平静?国家队输得如此难堪,足球城为什么能如此平静?这种平静到底表达了什么呢?是某种成熟还是无奈?是放弃了希望还是学会了忍耐和等待?不管是什么,足球城的平静让我惊讶,不管搞新闻的人怎样去赞美中国球迷,我依旧不能理解这种平静。我觉得这座冠军城市不应该是一座如此平静的城市,它比任何一座城市郡有理由产生回响,它有一万个理由对金州的失败爆发出愤怒。让我惊奇的是9月的大连依旧美丽,夜空有灯光折射出的点点水珠,夜幕下有夜总会不灭的欲望之火。还有一件事在我心里萦绕不去,那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十岁儿童,他从山西阳泉到了金州,他想买一只球让国脚签名,我不计较明星拒绝了孩子的敬意,中国球员对人的不尊重并不让人意外,他们的教养还没有教会他们尊重自己。我伤心的是一个宣称“天下球迷是一家”的饭店老板把一只不值百元的小足球卖给了这个孩子,他居然要了两百多元。我猜测足球在这里构成了一条奇特的食物链,但不管怎样我想象中的大连在1997年的9月不应该是这种样子。那好吧,我们去看看万达俱乐部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并不着急。肯定是大连这个宁静的夜晚让我疑惑,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必要了解这支47场不败的球队。我回想起万达和泰国冠军的那场比赛,万达的确赢了,但我总去不掉心中的那份难堪。我觉得朝鲜裁判充当了万达的第12名球员,那不是我理解的足球,更不是我渴望的胜利,就如同我不喜欢中伊之战张恩华得到的那个点球。我宁愿裁判成为我们的放手但我们还能取胜,因此我格外把尊重献给伊朗。万达不败在中国足球引起的反响非常浑浊,大连人的骄傲因此也显得没有根基。
《中国足球梦难圆》 第一部分足球的背景
我的面前有几本书,这是万达队96赛季夺得冠军时出版的一套“大连足球系列图书”;我这里还有另一个统计,金州主赛场的球票全部售出,扣除各种支出,惧乐部有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赢利;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万达足球都应该受到称赞。由万达不败得出中国足球不幸的结论也好,因金州挣钱骂万达唯利是图也好,都不值得腾出精力去反击。这些人只是一种“红眼病”的典型患者,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理睬。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万达的两种成功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它除了说明中国足球的低水平竞争还能说明刚刚成为暴发户的农民心态。
这套丛书记录了大连万达足球队职业联赛的历史,它还给球员和教练写了小传,其中有一本书是专门写迟尚斌的。这本书有二十几万字,讲述了迟尚斌的很多故事。作者石雪清倾注了很多感情和精力,他讲出了一个中国冠军球队主教练执教的基本过程,无论怎样评说,这都是一本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完成的书。很奇怪.读了石雪清的书以后我发觉迟尚斌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我想象中的冠军队主教练似乎不应该是迟尚斌这种人,虽然迟尚斌得到硕士学位还吃过很多年的日本料理,但我总感到迟尚斌身上缺少点什么。我当然说不清他缺少什么,我希望国家队的十强决战能帮助我了解迟尚斌。后来我认为找着了,迟尚斌缺少的东西也是戚务生金志扬高丰文徐根宝们同样缺少的,也正是因为这个。迟尚斌有理由有资格充当冠军球队的教头。
丛书中提到万达惧乐部和董事长王健林的地方不多,报纸上的王健林有传奇英雄的味道。和大连的朋友提起王健林,他们的反应让我迷惑,他们都回避和王健林有关的话题;还有人告诉我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欠了很多外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