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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妇女参战参政
1.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 五四时期,是一个发现“人”的时期。在揭示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痼疾,砸碎束缚灵与肉的镣铐的同时,大量的西方现代世界的清新气息,促进中国现代社会思想的解放,也叩击着中国女性被蒙蔽着的心扉,唤醒其寻求独立人格的现代意识。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北洋军阀鼓吹尊孔读经重建封建礼教,褒扬节妇烈女。更可悲的是大多数妇女对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并无反抗意识,许多女子还效法烈女传,如海宁的唐烈妇历十八日之长,以九死之惨为夫殉葬;海盐十九岁女孩俞氏为未婚夫服丧三年归报地下;上海陈宛珍在未婚夫死后三小时服毒殉节等等,竞倾倒了一大批对封建礼教焚香礼拜的妇女。因此,如何唤醒二万万沉湎于愚昧与不幸之中的妇女,中国女子的出路何在,成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九一六年一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九一六年》的关于妇女解放论的文章,高呼打破“三纲”,青年女性要从被征服的地位起来居于征服地位,不要做他人的附属品。一九一七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美国的妇人》一文,介绍美国妇女的社交、婚姻、家庭、就业等情况,胡适称赞美国妇女“自立”的思想,并希望中国女子“把这种自主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依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能使中国产生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周作人翻译了日本妇女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提出贞操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如若夫妻之间没有爱情,而强迫女子对丈夫保持贞节,这是虚伪的,对于女子便是“极大的苦闷”。 贞操观念,是封建宗法制下,为保持继承人血缘的纯洁以及与家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紧密相联的万世不变的成规,妇女已被逼到了“从一而终”的绝径上,这是压制妇女最严酷的规范之一。要使女子成为独立的人,成为能公开社交与就业谋生,乃至参政,能否破除封建贞操观是一个关键。《贞操论》发表后不久,胡适写了《贞操问题》一文,他指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是男女双方相互的一种态度。中国的男子要女子守贞节,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这是不平等的。他认为“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完全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此外,鲁迅先生作了《我之节烈观》,他指责用“节烈”这一畸形道德来欺骗愚弄妇女,他分析了“节烈”观念给妇女造成精神上的惨苦和生活上的苦痛。他指出:“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己,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与此同时,许多知识妇女也在为寻求自身解放之路著书立说,奔走呼号。有的女作家以其女性特有的感受与理解,致力于妇女问题的探求。如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庐隐,曾在理论上和文学创作中专注地探究中国妇女的出路问题,她呼吁妇女的“人的恢复”,主张“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她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中,从妇女的主观意识上剖析造成女子依附地位的原因。她认为有的妇女懒散惯了,拿拥护母权作挡箭牌,安于过寄生享乐生活;有的妇女存在封建观念,认定“男治外女治内”为真理,甘愿做—个无个性的贤妻良母;还有就是许多以男性为中心的教育家,竭力反对妇女投身社会,制造出许多压制妇女的奇谈怪论来。因此,其结果只能是:“一,失掉了独立的人格。只好躲在男人背后,受尽他们的支配,任他们去宰割,爱之当宝贝,弃之若敝屣,便造成畸形的病态社会了。二,失掉了社会地位。人类对社会负有义务,当然也享有权利。而女子们对于社会似乎不负责任。她们把自己锁在家里,使男子得有垄断社会事业的机会。第三,埋没了个性。人类只有个性的差异,而无男女间的轩轾。所以,女人们虽有喜欢在家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但也有许多人是喜欢做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工程师、医生种种事业。而既往的妇女,为了回到家里去,埋没了个性,牛马般地做着不愿意做的工作。这不但是妇女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甚至还是人类的损失呢。”庐隐对妇女问题的探索,代表了已觉醒女性的心声。 总之,对于妇女解放道路问题,五四时期从反对封建礼教、婚姻自由、社交公开、职业平等、家庭关系、贞操与娼妓等诸方面展开探索与论争,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打破封建封闭式社会格局,中国数千年沉沉女界开始觉醒,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争取男女社交公开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男女有别,认为“男女有别,国之大节也”。因为封建式婚姻把男女两性的结合看作是宗族延嗣之本,为求其纯种正宗,极重视性行为,使男女两性隔离甚远。“七岁不同席”、“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表面上似乎已物化了,但其影响仍深留于中国人的心中,由此,男女社交是不允许的,被视为伤风败俗的行为。 辛亥革命时期,女学堂的开办和女学生成立慈善会,上街义卖,接济灾民等活动,曾被封建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以年轻女子,横行街市,成何体统”。他们认为女子到社会上活动,男女公开社交,会使国民道德败坏。对男女之大防,防范甚严,尚有伤风化之事发生;一旦公开社交,会造成社会混乱。但是,往往就是这些假道学者,对色情感觉很强。他们对于女子,只视为男性的玩物,他们所注意的也只是女性第一性的特征或第二性的特征——乳房,当时的南北官宪干涉女子服装,其用意也只在于防止女子裸露肌肤。如有的军警维持风化禁令中有“短袖临风,高裙映日,肌肤隐露,肘腕横陈”等词。《顺天时报》有一篇题为《游园客饱览曲线美》,副题为《卖俏淫娃露膝袒胸恣谑浪;无情警土焚琴煮鹤太冬烘》的文章,叙述了因为穿短袖衣而被捕的女子,其中指责道:“且见该少妇赤露双肩胸背迄至膝上,仅着一件坎肩式之玻璃纱衣服,胸乳毕现,并无穿裤,足登高跟底花皮鞋,穿过膝长腰袜,成为半裸体之形状。”可见,社会上所以反对男女社交公开,反对女子上街,参与社会活动,其根源仍在于视女子为男子藏之于秘室的玩物。一方面,对女子严加防范,紧紧禁锢于深宅大院;另一方面,又津津乐道于色情。 男女社交不公开,妇女解放就无从谈起。五四时期对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讨论十分热烈,并实施成立男女共同主持的社会团体,鼓励青年男女冲出家庭,破除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尤其在男女教育平等,大学开放女禁,中学男女同校等方面,都破除了数千年的陈规戒律,首创新风。 在争取大学开放女禁方面,最先站出呼喊的是西北甘肃循化籍女学生邓春兰,她渴求入学深造。一九一九年四月,她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大胆要求北大增设女生席位,表示自己愿为女界开一个先例。不久,她决定自费赴京求学,她与五名考入北京女高师的兰州女学生为伴,乘牛皮筏离兰州顺黄河而下,到宁夏中卫易船,绕道包头乘坐火车,历经艰辛,行程一万余里来到北京。邓春兰在报上发表一封《告全国女子中小学生毕业生书》,提出征求同志,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此后,要求大学开女禁的声浪日益高涨。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陶孟和文学院教授胡适都积极支持开放女禁,实行男女社交公开。蔡元培公开表示:“改良男女关系,必要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是学校了。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 一九二○年寒假后,邓春兰、王兰、韩恂华、赵懋芸、赵懋华、杨寿璧、程勤若、奚贞、查晓园等九名女学生分别进入北大哲学系、国文系和英文系一年级旁听,成为中国国立大学第一批女大学生。 随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