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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简单。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
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
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阿Q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
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
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要知道罗素固然是位严谨的逻辑
学家,但他对中国的观察则来自皮毛的阅读与走马观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哂。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
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Q吗?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
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
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
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
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
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
扬自己热爱和平。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
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
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
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
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般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怨恨的表达相当多样,除了颠倒地肯定自我(比如说把随地吐痰讲成是中国人自在随意的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
的敏感反应(例如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更可怕的,是一种自我贬损的
冲动。这两年来网上时常流传一些极度侮辱中国人的事件传说,其中有不少后来被证实是国人自己捏造的。为什么要自己辛辛苦苦虚构一
些辱华的夸张故事出来,再去刺激大家生气呢?这就是怨恨心理导致的自虐了,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地位卑下。
这种变态心理的反面表现则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例如以制造世上最长的拉面或全世界“寿”字最多的一面墙等古灵精怪的世界纪录为
乐。许多个人、团体以至于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地去创造或打破这些纪录,为的就是在那部巨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多添一行用放大镜
才看得清的“世界第一”。
又例如任何一个地方县城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填进“让××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的大型标语牌中,仿佛不让“××”走向世界,不让世界
认识“××”,那个可怜的“××”就不存在似的。全美国有多少小城镇?怎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大志?就算在京都和维也纳这些世界名城,你也不
会看到这种标语,因为人家从来不觉得自己会给人瞧不起。
我刚才描述的这些现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而它们背后的集体怨恨也从未清除远离。现下中国在短短两年之间被世界公认为新兴
的大国甚至强权,社会却仍然弥漫着一股自卑自怜并且扭曲颠倒的怨恨心理,仍然除不去百年国耻阴影下成长的吐信毒蛇。我们要怎么当
个大国呢?
原题为“大国背后的毒蛇”,刊于 《快周刊》2005年08月
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两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是2005年全球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俄罗斯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六十周年,于莫斯
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一队苏联红军接受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式欢迎,光荣无比地经过克里姆林宫,一派战胜国的气势。反观死伤
数字比得上俄罗斯、战时国体残败犹有过之的中国,对之却表现得相当低调。而且全国上下的官方机构、各级传媒也是多谈当年的苦难国
耻,少谈胜战的荣耀喜悦。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方,中国却表达不出一种胜利的感觉。二是近期各种国际媒体竞相吹嘘中国的强大崛
起,《经济学人》甚至以“中国统治了世界经济”为题做了个专辑。而东南亚各地的传媒和民调也显示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日益增加,仿佛
王朝时期的朝贡体系随时再临。但是中国人自己却不这么看,部分百姓则把美国日本当做凶险的国家。似乎八国联军围攻京师的日子还没
过去,四处仍有强敌环伺,我们依然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当然“中国威胁论”有夸大不实的地方,也有很多国人对当前中国的地位深感骄傲。但是巡视一遍中国各大网站的网民言论,我们更容
易感到的是一种浮躁不安的情绪。听说韩国要求中国人以后改称“汉城”为“首尔”,有人立时上升到民族尊严的层次,说些“我们爱怎么叫就
怎么叫,你韩国人凭什么?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之类的话。少数更极端的言论甚至要合并蒙古、越南,好“振我汉唐天威”。另一方面则
是无日无之地讨论美国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时时处在被威胁甚至灭国的危机之中。这两种表面矛盾的情绪其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都是无法确切把握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没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现,而且是同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
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
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
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
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这一连串的创伤通常可以简单地归结成四个字:内忧外患。而内忧与外患不只互为因果,并且相互缠结在集体记忆的根干上,剪不清
理还乱。在这一系列的外患里,由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是外患之最。而八年抗战沦丧了半壁江山,更是近世中国外患史上最大的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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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伤口至今淌血,其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因此抗战似乎仍未结束,中国也没有一种战胜国的气度。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日本的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使得日本右翼依然有壮大土壤,令其国民历史认识不够透彻的冷战体系,同样影响
了中国的抗战记忆。二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冷战固然使得许多日本战时政府的官员再度出山,占日美军当局也以保持社会稳定的理由
没有彻底清算天皇体制。就算是蒋介石也要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不敢开出适当的赔偿条件,反而“以德报怨”,甚至还请日本战犯当军事
顾问好对付共产党。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日本成为盟友,中共也曾不断向对方伸出橄榄枝。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只是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责
任吗?
当中国官民不断抗议施压,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再去靖国神社参拜;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六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日
本民众以破纪录的人数前往靖国神社致祭——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想在这一天公开追悼在抗战中死去的平民和军人,
他们会去哪里?他们能去哪里?
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吗?这尊著名碑石是中国最大型的纪念碑,没有按照中国传统面阳朝南,反而为了迁就观众向
阴朝北,饶是如此,观众向它献花致敬也往往要经官方批准和组织。近两年来,曾有人民自发向其献花却被公安问话阻挡的事例,请注意
这些人还不是在特殊的日子去致哀,据知他们只是想悼念抗战英烈而已。何况人民英雄纪念碑也非专为抗战而设,它纪念的是“三十年以
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和“由此上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