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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群学肄言》（2）
第十二篇“教辟”，讲的是宗教的乖辟。“自其大者而言之。则神道之严威既重，将人伦之修饬以轻。其论事也，将以合于教者为善，不合于教者为不善，而民义举以废矣。”而且每一宗教都指其他宗教为异端，入主出奴，莫衷一是。书中介绍了欧洲基督教的几个教派。可是，斯宾塞认为“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他反驳了那种认为“民生群治无所用于宗教”的意见，他的意思用严复概括的话来说：“盖常人思力之浅，于日用之际，在在见之，况于远大，乌能自作则而率由之乎？盖宗教精粗不同，而无可废之一日。” 在分别论述了以上八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以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指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 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谈到了他读此书的心得： “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心物相对者曰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于智，而又无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 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复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祛我情瞀。”用的也是《缮性》篇的词汇。看来，毛同蔡的交往中也讨论过此书。由此皆可见当年毛泽东对此书倾心的程度了。 严复译书，用的是上乘的典雅古文，这译笔使它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争取到了读者，却使今天的读者感到了困难。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群己权界论》，都已经有了白话文的新译本，希望《群学肄言》也能出一个白话文译本。尽管比起斯宾塞的其他著作来，这本书并不是怎样重要的，就凭它曾经如此强烈地吸引过毛泽东，对于每个有意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人，想必都会有兴趣一读的。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一个用心听课的学生（1）…（图）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九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两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八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记于这年10月至12月之间。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我们在谈论这本笔记之前，最好先看看他同这两位教师的关系。在后来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是这样说起他们的：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毛说的那本“伦理学的书”，是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蔡元培从日文转译，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曾用它作为教材。毛读的这本书被人保存下来了，各页上下左右空白处及行间，打了许多记号，写了许多批注，这一情况我们以后再细说。 关于这本《讲堂录》，拙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1991年出版的第二次修订本改名《早年毛泽东》）一书中有过交代：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物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宇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朝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间或论及外国人物如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