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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六年私塾读《三国演义》（2）
《三国志》书中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借鉴之处。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中载：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蒋瑞藻《小说史考证拾遗》中，引阙名《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二百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清刘銮《五石瓠》中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它学习到了战争的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三十回、第四十九回、第八十四回）。 在三国人物中，毛泽东最推崇的，大概要算诸葛亮。在《讲堂录》里，谈到“办事之人”的时候，就以诸葛亮为例。在以后的著作中，他还不止一次提到孔明。例如，1957年，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他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在小说里，诸葛亮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毛即以此为例，说明即使是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有其局限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里也用诸葛亮作过比喻。他以为，应该是诸葛亮似的有才能的人组织政府，算是人民的公仆；而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大众，却不是比作刘备，而是比作平庸无能、听凭诸葛亮摆布的阿斗。一个把群众看作孔明，一个则把群众看作阿斗，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差异。笔者听陶铸谈过，毛泽东同他闲聊时讲到：生平见过两个伟大人物，都是不要群众的，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斯大林。 1953年谈到青年团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谈及团的干部年轻化，也引证三国时代的事例。他说：“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 1958年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毛从《三国演义》中引来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语，来说明人的忧患与生俱来。 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西游记》（1）…（图）
毛泽东当年读过的<；盛世危>； 中国的小孩子没有不喜欢读《西游记》的。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的时候，就把《西游记》列入他童年爱读的书中间。在《矛盾论》中，他引证了马克思的话：“任何神话都是用形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想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接着，又加以发挥说：“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在从中国古代神话所举出的例证中，和《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并列的，就有《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西游记》的基础，也是长久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唐僧取经故事经过艺人说唱，自唐末传到宋元，明代吴承恩（约1510—1580）据以创作《西游记》。书中材料，也多采自前人有关著作。鲁迅说作者“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杂记之一即《西游记》。鲁迅称之为神魔小说，“其所取材，颇极广泛”；“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鲁迅之言极是。《西游记》虽以神话艺术浪漫手法加工而成，实与世态人情有关。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笔下，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瞆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照。权威过于家长的唐僧率领师徒4人，乃精魅与凡人的奇妙结合。唐僧一心向善，矢志取经，但刚愎自信，好歹不分；猪八戒愚蠢自私，贪嘴好色，又憨直善良，可笑可气；沙和尚老实顺从，甘当跟班。吴承恩创造了一个“作反”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勇敢机智，活泼调皮，神通广大，七十二变，闹天斗地，翻江倒海：他一心忠于取经事业，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经得起大小冤屈；对师父忠诚情义，对八戒捉狎友爱；他集魔性、猴性、人性于一身。这个齐天大圣几百年来为男女老少所喜爱，现在电视上，从连续剧到广告宣传，也是最吸引少年儿童的。 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毛泽东认为唐僧是个乡愿，一味劝人为善，如果不除恶务尽，则“妖为鬼蜮必成灾”。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还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10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竖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