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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藏的书籍与教师也对法运做了相同的预记，我就不再多举例子来烦您们了。
二、菩萨的愿行是要常住世间弘法利生的。这些觉悟的有情可能降生在东方，也可能降生在西方；生在哪个地方并没有差别。因此您们二位比丘虽是来自西方，却如此认真且信心坚固地修习佛法。
关于史实方面，就如同在西方悠久的历史中，基督教曾出现了许多圣者一样，在西方也将会有许多佛教圣者降生。因为现在何处还有佛法呢？
由陈瑜伽士颤抖的声音及湿润的眼睛，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佛教法难的关切之情。
在印度正法曾经住世颇久，但是现在若非少数现代人的著述，正法已是无人知晓了。我非常赞赏桑格那卡喜达大比丘对于复兴佛法所作的努力。中国在经历了共产党的革命之后，佛教几乎消失了。在印度和中国，佛法都已所剩无几了，佛陀的教法还能在那里兴隆呢？
说这一段话时，陈瑜伽士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以往的圣者曾说过，在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个佛法的‘中国’（译注：指中心地域。），有时候是在这个国家，有时候是在别的地方。在不同的时代及地点，这个‘中国’会传授以某一乘为主的教法。现在佛法的‘中国’在西方已经成形颇久，因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一点是英国人统治了印度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似乎也常把西藏看成是他们的属地。但是他们大体上也颇善待藏人，并且让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历代的达赖喇嘛通常喜欢英国人甚于喜欢中国人。中国是西藏名义上的统治者。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英国非常友善。西藏成为著名的圣地，得到许多研究东方宗教学者的推崇。许多学者得以到西藏参观及修习佛法。经由此径，他们对佛法获得相当广博的认知。
三、另外一个法缘是，所有的宗教都和佛教有共同的基础。在佛法是头一乘的‘人天乘’教法很显而易见地存在于每一种宗教中。从佛教、耆那教及印度教的天界，到回教的乐园及基督教的天堂，都是要循这些教法才能达到的。因此佛教的此种基础是到处都已建立了的，并且，基于此理，在西方的佛教徒不应思欲排斥耶稣的教导。（参看第二章及附录三，第二节，甲项。）
佛教在不同的国家曾有不同的基础。在印度，曾是印度教。请注意到，佛陀在教导许多婆罗门修习升往婆罗门天界的众多开示中，使用与印度教相同的辞汇，却赋予相当不同的涵义。在中国也是如此套用，而以孔子和老子的学说做为佛教的基础。在佛法传播之前，天神已先派遣了一些有智慧的人来预做准备，奠下基础。
这种说法看来真是对不同地域的许多宗教给了很好的说明。依此见解，其他宗教是在众生接受正法的机缘尚未成熟前的权宜教导。我们两人都抬起头来，彼此交换了赞许的眼神。
四、接着我们要谈到西方宗教与佛法的交流。东、西方的交往是始于亚历山大大帝之时。由于稍后的阿育王的协助，佛法的传教士们甚至弘法远达马其顿、塞伦（译注：Cyrene，北非洲之古地区）及欸皮勒司（Epirus）
等地，乃至遍及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者们所统辖的横跨希腊及亚洲的广大幅员。
佛法似乎曾在埃及颇有建树。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港区域，那是当时精神文明的发酵地，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对于佛陀和他的沙弥曾有相当模糊的记载。但是由于后来时期的遭受损毁，先是由当权的基督徒，随后又由征服他们的回教徒，现存的这项记录已相当贫乏。
有可能的是，来自这些西方地区的比丘曾到印度或锡兰朝圣，因为在锡兰的编年史《大史》＜XXX：39章＞中，有提到一个叫‘阿拉山抓’（Alasandra）的地方，有些学者认为这指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一位俄国的探险家在拉达克的希密寺据载有一项值得注意的发现。他说有这么一份手稿，上面记载着耶稣在印度的新德（Sindh）地区的生活梗概，据说耶稣在该地留学了六年，而在二十九岁时返回以色列。这是由尼可拉斯˙诺托维齐（Nicolas Notovich）所著的‘La Vie Inconnue de Jesus Christ’（Paris 1894）一书中所记载的资料。这本书虽然目前已成向隅，但它的英译本在印度却是颇为知名。（这份资料的手稿尚未被寻获，而拉达克的高僧库修巴库拉对此事亦不知情，所以这项证据尚可质疑。）有好几个地方，佛典中所用的比喻和耶稣所用的很近似。有可能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耶稣可能采用了远东的资料来阐述他的意思。有几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在他处已详加讨论，因而只予简述如下：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到第三十二节的两儿喻与《妙法莲华经》的火宅喻；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到第二十五节中的播种者喻与《经集》（Sutta Nipata）中的农夫颇罗堕喻；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的盲者喻与《三明经》（Tevijja Sutta）第一章第十五节的一串盲人喻；以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的天堂珍宝教示与巴利文经藏五部之一的《小部》的偈颂近似。
施洗约翰的生平及耶稣的一些言谈（关于约翰，见《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而有关耶稣的部分则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八到第九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以及《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节），可以看出当时远东在以色列的影响。这可能是经由耶薪教徒（译注：古犹太之苦修教派）传入的，而该教派的确是带着东方理念的，虽然很难认定这确是属于佛教的。上述这些章节的精神的确与旧约中先知们的教示迥然不同。
在当时，人们崇仰人天乘法，而未被教以任何超越此阶段的教法，因此我们要认真地考虑《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二节中的话：‘我还有许多东西想教给你们，但是你们现在仍无法承受这些’，这清楚的显示出耶稣所知的，远比他能教给他的门徒的还要多。而且可能指示有些秘密的教义在私下传授，正如诺斯替（Gnostic）教徒们所声称的。这些秘密教授可能源自印度，而当时佛教在印度正占优势。
时至近代，许多由西方来的旅客都说佛教金刚乘的修法是多么地类似天主教的仪式。然而，一般而言，这类旅客对佛法的知识相当浅薄，因而他们所做的比较相当肤浅。
陈先生原本专注于他对基督教和佛教的相似处之评估，此时，他将视线由笔录者移开而看到满脸笑容的年轻邮差站在门外。他大概等了不到一分钟而已，可是陈先生仍很热情地一再为了令他久候而致歉，然后，接过他的信件，便接着往下谈：
上个世纪佛法的弘扬已经大有成效，也有不少书籍问世，渐渐地令愈来愈多的人能听闻到佛法。但和今日的滔滔大河相比，上世纪流传的书籍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现在有许多书籍对不同层面的佛法做了翔实的介绍。
C、由于基督教的衰颓
在此我们要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西方宗教的没落，不仅使得西方人可能修习佛法（因为教条式的权威已经减弱），并且使之成为一种必要，因为人们缺乏真实的指导而陷于迷惘。我们来提一提一些促使基督教义对人们的掌握松弛的助因：
（1）随着哥白尼、伽利略这些科学家而觉醒的科学态度大大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威，因为他们驳斥教会关于‘科学’的独断性教条，尤其是这些科学家们推翻了以地球及地球上最高等的生物，人类，做为宇宙中心的观点。
在人类的思想上，这是向前迈开了可贵的一步，使人类能更真切的判定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而不再受限于盲目的以人为本位的教条。自从教会的权威受到此等挑战，它便开始没落。
（2）中世纪虔诚的基督徒所持为无可置疑的许多真理，由于文艺复兴运动而逐渐受到质疑。先是对此等真理的定义质疑，后来甚至及于彼等之起源。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普遍希望挣脱教会对种种艺术的钳制，特别是在文学方面。欧洲学者之间兴起的复兴希腊文学的风潮对摆脱教会的控制产生很大的助力，它使人们了解到，在基督教及其教义经过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加以罗织的时代之前，哲学家和剧作家是如何思考及写作的。
（3）宗教改革是对罗马教廷的全然否定。宗教改革以后，纵然天主教仍旧声称它的教义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可是它再也不能佯装是西欧唯一有权威的宗教团体了。新教徒间从早期就开始分裂了，因而导致分裂为许多派别的倾向。每个派别都宣称拥有某些新启示或高超的真理。由于此等声明都不是根据纯正的宗教体验，而只依据不同的观点，所以宗教的真义已被忘怀，而这样的派系意识已经只曾导致每况愈下。
以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为例，他们去教堂只是因为习惯使然—有些更糟糕，只是因为有电影、舞会或聚会这类感官上的诱引才上教堂。这种‘来教堂有段好时光’的方式，与救赎或宗教课题毫不相干。这些现象表示目前在西方连人天乘法的真正宗教都式微了。
（4）本世纪里科学的发展非常迅速；传统的基督教义也在许多科学领域中被驳斥。一个特出的例子是达尔文所首先提出的《进化论》，它明显地驳斥了圣经所许可的上帝创造一切万物的神话故事。科学方法对于为造物主找到证据是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