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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他这个富有学术价值的版本，他获得了每一个研究中国经学学者的衷心感谢。”其次是德庇时的《中国》。此外，卫三畏还引用了莱顿大学首任汉学讲座教授施古德（又译作薛力赫Gus·tave Schlegel）的关于《周易》的研究，以及德国汉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Richthofen）的《中国》（China）。
从上可见，以卫三畏《中国总论》为代表的美国汉学，一开始受到欧洲汉学极大影响，这是因为美国汉学起步较晚，但从《中国总论》来看，美国汉学的起点是比较高的。
从《中国总论》也可以看出美国汉学的一大特点就是穷尽式研究，尽量穷尽本课题所有的资料。卫三畏在介绍中国的经学时，总提到欧洲汉学在这一方面已做出的成绩，然后再评论。如他在介绍《周易》时就指出他所读到的论文大约有1450篇，并择要提出一些著名的法国、德国、英国及美国学者的研究；讲《尚书》也是如此。这种方法既符合学术规范又避免了重复劳动，同时也使美国汉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汉学”。卫三畏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使这本书可以用作教科书，他说：“脚注中参考文献有助于指导更感兴趣的学生知道本课题的文献目录，并提供给他进行穷尽式研究的资料。”（修订版序）
四、《中国总论》与美国汉学
《中国总论》对美国汉学产生巨大影响，不但被用作教材，而且也“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模板”（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Charles Scrib…
ner's Sons，New York，1929）。费正清称这部书是把汉学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的“综合的研究”的著作（费正清《70年代的任务：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载《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美国汉学在二战后进入了所谓区域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视域，而这可以从《中国总论》上找到根源，费正清就说过《中国总论》“颇像今日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同上）
全面论述《中国总论》对美国汉学的影响，不是笔者能力所能做到的，下面只以《中国总论》问世后不久的两部美国汉学著作为例，看一下《中国总论》的影响。这两部著作分别是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及马森的《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明恩溥（Arthur H．Smith）（1845～1942）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1872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特别熟悉下层农民的生活。他的代表作是《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于1894年。明恩溥和卫三畏都对中国持同情的态度，卫三畏在1878年华北大饥荒时，曾建议美国国会退还中国赔款；而明恩溥是最早向美国政府提议归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并获得了美国国会通过。卫三畏和明恩溥的传教士身份，使他们都具有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心态。据笔者统计，明恩溥在书中至少五次直接引用到卫三畏及其《中国总论》的观点，对卫三畏的观点基本上都持肯定态度，如在谈到中国的“礼”时，他说：“人人都会同意卫三畏博士对这段话的评论，他认为：‘把中国的“礼”翻译为英语的ceremony不够全面，因为“礼”不但包括外在行为，同时也包括所有礼仪的正确原则。’”（《中国人的素质》第十九章《孝行当先》，卫三畏语见于《中国总论》第十一章《中国经典文献》）
另一位美国人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的著作同样受到卫三畏巨大影响。据笔者统计，《西方的中华帝国观》中直接引用《中国总论》的地方达64处。在进行文献回顾时，马森对《中国总论》评价甚高：“也许有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它在西方广为传阅并受到好评……这部描写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是对这一时期普通作品中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和种类的最好说明，卫三畏用如此清晰、系统、博学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他的资料，以至于他的著作在今天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美国文献中仍占有令人尊敬的地位。”谈到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时，马森认为：“卫三畏……对中国的宗教作了准确和相对公正的研讨。”这是比较客观的意见。卫三畏论中国的宗教时，虽然到处流露着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和西方中心论，但他的论述又是基于学理和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因此有不少可取之处。
《中国总论》对国际汉学也有巨大的影响，如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完全不懂汉语，却写成一部关于中国的名著《儒教与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他主要是依靠二手资料来写作的，其中就有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中国人最早提到《中国总论》的是鲁迅，他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就提到“威廉士的著作《中国》”。后来莫寅东在《汉学发达史》中对其有一段简要的介绍。现在《中国总论》的中译本终于出版，对于我们了解美国汉学史的源头，了解美国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总论》，＇美＇卫三畏著，陈俱译、陈绛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48．00元）
谈诗注的“挖脚跟”
■ 刘世南
刘永翔先生在《读》（收在《蓬山舟影》一书中）之二中，先引钱仲联先生的意见：“钟书先生在这注里全部挖出脚跟，三分之二的诗都讲了有来源，什么在‘他’之前已有谁有这样的诗句诗意，在‘他’之后谁受启发又有什么诗句诗意。我记得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还很俏皮地说：仲联先生为什么不也来几条呢？我不喜欢挖脚跟，这样失去了诗的味道。”
永翔先生不同意仲联先生的意见，并直率地指出：“恐仲联先生非不为，乃不能耳。”
我和永翔先生一样，对钟书先生注诗那样挖脚跟，也是十分喜爱的；但我更同意仲联先生的意见。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我国从古至今的笺注，有这样挖脚跟的吗？某些诗话、词话乃至论文之书，偶而有这样的挖脚跟，但那属于鉴赏，而非笺注了。所以，仲联先生作为笺注大家，他不“挖脚跟”，倒是“思不出其位”的。此其一。
其二，诗、文某些字、词、句，真要穷源竟委，确是不容易的。《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二第二条：“顾宁人谓填讳非古法，予尝引《周益公集》已有填讳，以证出于宋世。今按《赵州永安院度僧记》，马（王名）撰，马碱书（元丰八年九月）。此碑马铭记其父正甫奏请度僧事，而末行题平昌孟永填讳，则北宋已有之，又在乎园（按：周必大晚号平园老叟，有《平园集》）之前矣。”这是一个考据的例子，但可以借用来说明“挖脚跟”之不易。
类似的例子是“使功不如使过”的出处。《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尝语弟子曰：‘曩在东海公’（按：指徐乾学）邸夜饮，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问：古人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答。”吾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擒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也！”仅凭此事，就可以看出，对某些字、词、句的穷源有多么困难。
顾炎武、阎若璩是博极群书的大学者，其穷源之难尚如此，何能求之于一般笺注者？何况这本不属于笺注范畴之事？
第三，注诗“挖脚跟”本身主观性太强，所穷的源，所竟的委，未必符合原诗的创作实际。以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为例，据洪迈《容斋续笔》卷八条：“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人’，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从宋迄今，一般读者只会想到这种推敲以炼字，决非先已有前人“绿”的现成用法在印象里，因为王安石的推敲过程可以证明。所以，这种相同，只是暗合，而不是像钟书先生所推测的，是“有心立异”，希望“出奇制胜”。因为如照钟书先生的逻辑去推论，岂非常建因袭李白，李白又因袭丘为，那李白、常建岂非毫无独创性？再说，丘为又因袭谁呢？西方谚语说，第一个将花比美女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蠢材了。难道只有丘为是天才，而李白、常建、王安石都是蠢材？其实会做旧诗的人都知道，平时即使读了很多古人的诗，不可能全部记住，而是储存在潜意识中，化为自己的血肉。心灵偶与外界景物或社会事件撞击时，有所感悟，发而为诗。推敲之际，不可能字字都先去收索古人的现成字句，而是全凭心机运作。即使与古人合，也只是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哪有一味向古人诗中做贼的呢？钟书先生正因为不能毅然断定王安石“绿”字是套用唐人的，才提出一连串的假设。然而这只是他的想象而已，根据谭献说的“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你要这样去推测，那是你的自由，反正你也没有作出定论。
第四，再博闻强识的人，也不可能对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就以永翔先生本人为例。《读》之六（第52—53页）引了钟书先生的《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为余勘订》：“伏处崾崾语草虫，虚期金翮健摩空。班荆欲赋来今雨，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