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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批判的第三个诳语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在语义上不通，逻辑上混乱，混乱得一塌糊涂。群众不可能是英雄，英雄是群众中出类拔萃的。群众要达到了这个水准，水涨船高，英雄就提升了。大家不可能齐步走。大家都经过斯巴达式的训练，勇气也不会是一样的。英雄和群众在语义上是对峙的，这话根本不通，说这样的话是有很深的用意的。“文革”中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呼吁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荒诞之处。第一，可不可以只关心自己的活计，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是做鞋的，鞋做得很好，怎么样？好鞋匠。有人不满意吗？不满意我不关心国家大事？这不是很霸道吗。第二点，是能力问题。要人们都关心国家大事，有人会说：我关心的了吗？我有这份能力吗？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分工，不需要人人都去关心的。有人做好本职工作和社会交换，比如做鞋，是好鞋匠，好工人，好人。还要他做什么？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有人来操心公共事务，不是他。
再往下说，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性格。有人不具备这种性格，他就是专心做自己的活，精益求精，做男鞋女鞋各种鞋。术有专攻吗？还有一些人性格上就爱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鲁智深，人人都能做吗？开玩笑。你有这天赋吗？这既要膂力过人，又是一种性格。一见不平事，血便涌上来，这是天生的英雄。社会是分工的社会，人人都是鲁智深，这社会就麻烦了。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分工，是一种性格。说是性格，是最深层的道理。所以一定有些人不关心，也一定有些人关心。在人为的分工发生前，就有了自然的分工，有的人安分守己，有的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英雄和热心公共事务的人，是有社会价值的，有价值就应该有报酬，否则这样的人不能存活。英雄的报酬是什么？在原始的、狩猎的社会中英雄天然地有报酬。现在的经济学家帮助人类学家认识，原始社会中英雄的报酬是什么？经济学家说，重要的是一种行为要能够继续，因此就要有激励机制。做英雄有时是吃亏的。比如我们出外打猎，如果打到兔子，可以藏匿着进村，偷着吃掉。打到野猪、老虎，就不能由你独食。为什么？老张家里没有冰箱，肉会腐烂的。第二，别人今天没打到动物，他们手里有梭标，他们和你打招呼时眼光是犀利的，你只好回答：来，你也来一块。老张敢不让人家吃吗？但是老张面临着选择，打大动物有风险，可能受伤害，打到了还要分给别人；也可能打不到，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一样，最终一无所获。那么老张为什么还要去打大动物？在自然的生态里，英雄永远有他存在的土壤，英雄是有报偿的，可以
被人们承认，也就是牛逼。人们钦佩的目光让他得意，除此还有实际的东西。我为什么非说牛逼，用别的词汇不行，因为炫耀是从性吸引力开始的，比如雄孔雀的尾巴。而原始社会中的英雄确实可以得到更多的性资源。我打的食物被别人分享了，但是因此我在吸引异性上具有了别人不可匹敌的优势。这种机制可以激励人们打大动物，作英雄。如果肉被分食了，异性也躲得远远的，英雄就死绝了。但是社会不会这样。现代社会英雄行为升华了，不是和性一定有关系，但是还是有人愿意作英雄。因为得到了人们的青睐，两性共同的青睐，受到关注，有成就感。现在政治运动结束了，没有伟大领袖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了。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具体到科学研究领域，人们变得越来越侏儒，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别的，不然影响评职称。这种状况会造成人们越来越不关心国家大事。我说关心国家大事不要动员，天生就有这种人，但是可不可以宣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要关心公共事务？这么说也是滑稽的，因为这是一种天赋，一种性格，它们对社会有好处。他去打老虎，去拔刀相助，有什么不好。不然我们这里有个牛二，没人敢管。我们老在左右摇摆，一阵子说要关心国家大事，一阵子又说不要关心公共事务。后一主张可是违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我觉得不要提倡关心公共事务，反对也大可不必。这种做法不当。其实每个阶层，每个职业中都有关心公益事情的人。知识分子因为学习的东西更多，参照系更多，眼界更宽，从中产生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的比例应该更高一些。工人里面有这样的人，真正的工会中的就是这样的人。其他职业也有，而知识分子中应该更多。比如历史学，其中有些人只是考据，也很要紧，没有他们哪里有史学？但是还有另一种角色，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告诉人们怎么治理国家。再比如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书叫《国富论》，如果是操心帮助资本家赚钱那不叫经济学，必须是考虑国家致富，这不是公共事务是什么？我所研究的社会学，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些社会问题，公共事务问题。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虽然也做了细致的分工，但是他们当中应该有更大比例的人关心公共事务。这对社会是有积极功能的。也就是说，这些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一定会存在的，我们不必提倡，也不应反对。这是自然的生态和分工，这是性格的差异所导致的，这是社会上通才和专才的分工。在社会走日益向专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特别宝贵的资源。
最后小结一下讲过的内容。我们是我们自己。无用之学从来是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的前身是巫、祝、卜、史，是占卜的，搞宗教活动的，做记录的。当时，他们的作用似乎不太要紧，他们在打仗前为人占卜似乎没有士兵的长枪厚盾有用，可正是这些人的占卜和记录中，完成了一个民族文字的产生。当初似乎最无用的东西，产生了最大的后果。正是这些当时似乎没用的人为后来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潜能和方向。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将是专家，另一些人还会关心公共事务，这是性格所致，但是在分工加剧的今天，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更加稀缺和宝贵的人才资源，应该爱护。知识分子群体在进一步分化，甚至他们将终结于专业化。
十几年前我写出了《知识分子研究》这样一部书，去年才得以出版，我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研究，因为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工更加细致，其内部的分化越来越大，教师、工程师、医生、记者、管理者，等等，他们的差异甚至高于共性。你可以分门别类地研究这些职业人。总体的知识分子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只是因为我曾经研究过知识分子，时下的一些说法刺激了我的一点冲动，有感而发，做出了以上发言。谢谢大家。
答同学提问：
问：你说你年轻时有囚徒困境的感觉，什么时候摆脱了这个感觉，成熟起来，标志是什么？大学是不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我感觉这里在将我培养成一个技工，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使我们不被培养成技工。
答：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是不自信的，面对的都是享有巨大政治资源的话语，怀疑它们，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再说也确实有危险。所以当初交换思想是在极其稀少的一两个人间进行的，像密谈、搞特务工作一样。其实就是交换思想。那段记忆真是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思想是在那种状态下发育的。久而久之，此消彼长。我们的思想在壮大，被怀疑的对象越来越成问题，慢慢地觉得自己可以胜任一些问题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成熟了。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缺少了任何一个支点都是脆弱的。只有后者，最终会走向浅薄。只有前者，探索社会问题时往往动力不够充沛。
吴清源一生带的弟子非常少。其中一个弟子是林海峰。吴最初就对林说：现代围棋与古代大不相同。古代有一些秘诀，除了弟子学不到。现在拜师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没有棋谱是保密的，都是公告天下的。因此现在拜师没有古代那样要紧。古代如果你没有跟随毕达哥拉斯，就不知道他们派别的东西，就真的相差很多。现在不管你在哪个学校，学问是共享的，那些思想资源、人格资源就在前面，没有边界。这些人有的是古人，有的是洋人，不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就一定比你有优势。环境可能不同，但是共同的资源更多。越是读劣质的书，自己就越矮化，读伟大的、经典的著作，自己就升高，这都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的每一次选择，要打大鱼，不打小鱼小虾。
问：人生是短暂的，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第一，人生短暂你没有资格说。第二，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问题，没有一个公式、公理通告所有学生。选择做什么，一是兴趣使然，二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爱因斯坦说，要在一堵墙的最厚的地方打一个洞。要是人人都这样就坏了，很多人饭都吃不上了。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没有一定之规。
问：您做了很多研究，却一直坚持不申请社科基金，能谈谈原因吗？
答：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我有病，精神上有洁癖。我觉得评研究基金不干净，不公正。所以我早就退出了。后来调到新单位，还是动员参加申请，说资金多是系里的荣誉。为此我破例参加，报了个题目，被人家批得体无完肤。以后我的研究出了书，就是《信任论》，被多家报纸评为2002年优秀学术著作。有一次，我和边燕杰教授聊天，很巧南京大学周晓红推门进来加入聊天，他说：你的项目我是评委，别的评委都不同意，我说不管郑也夫报个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