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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understanding和perception有相近的意思，有些文章会同时出现public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的说法，为表示区别，有时将后者译“感受”、“领会”、“认知”等，也有时不加区分，均译为“理解”。
*书中涉及若干在国内学界尚无统一译法的术语。比如science（and teehnolo·sy）studies，刘华杰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元堪”，盛晓明主张译为“科学（技术）论”，曾国屏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学”，潘涛曾提出“原究”的译法。本书一般采用刘华杰的译法，偶尔借鉴潘涛的译法。不勉强与本丛书其他译者的译法取得统一。另如context，刘华杰采用“与境”，本书采用“语境”。亦然。
*参考文献不译。文献的本意是帮助读者检索原文，如果译成中文，有意检索的读者还要回译成英文，而回译是难以与原文吻合的。另外，能够利用文献的读者应该已经具备阅读原文的能力。故一律不译。同理，正文中括号内的人名因指向文献，亦不译。
*很多人名只在文献和脚注中出现，也不译。
*索引按照英文排序。索引最直接的功用是使读者能够根据关键词，查找出该词在书中的位置。作为译著，其关键词首先是原文，而非中文。就如perception，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翻译成“感受”、“领会”和“理解”，如按中文排序，则变成三个词。另外，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比如同样是阅读北大科学传播丛书，本书和其它著作所讨论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但是同一个关键词，不同译者可能采用不同译法。如果我希望了解某一主题在另一本书中作何讨论，自然希望从英文查起。如按中文检索，已有固定译法的如science尚易检索，若是新词，又不知道该译者的译法，则无从查起。
（《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克劳迪娅．冯·格罗特主编，田松等译，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之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39．00元）
学校·学人·学术
■ 陈平原
《大学何为》自序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参见本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人各种集子（如沈颢主编《燕园变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辨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参见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134页），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人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在我看来，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戏——还在后头呢。
“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赊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学的功用”（参见Clark Kerr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思考“学术责任”（参见唐纳德·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也努力“走出象牙塔”（参见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进入“美国校园文化”（参见亨利·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世纪的大学”（参见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等译《21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彩，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1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布鲁姆著、缪青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2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第6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
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