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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这就是人民、同志、集体；这就是祖国美丽的田园风光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的诗意和美。请问，这种‘歌颂’，与错误路线有什么关系呢？这又为何‘不深沉’呢？”只有正确理解了这种现象，“也会正确理解臧克家表现干校劳动生活的美，描写田园风光的诗，而不会对他吹毛求疵了”。（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下），第352～35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臧克家这封信的结果
接到臧克家的信后，周扬十分关注。臧克家在1979年4月28日致尧山壁的信中谈到了周扬等人对此事的态度：
姚雪垠大批我与徐迟，引起轩然大波，弄到香港去。周扬同志约了谈了话。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到我家谈了一小时半，我极安慰。已写好二文，压下不发了。姚利用的势头已过，他十分被动，为友朋所不满。他大赞《忆向阳》信十封的打样，请在《河北文艺》、“文联”同志们中间传阅一下，看看姚是一面，还是两面。
臧克家在致周扬的信中，还提到自己因为写了“批邓”的文章而在《诗刊》作检讨的事情。
此事发生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形势下。“四五”运动爆发后，新闻媒体开始了对邓小平的公开批判。《诗刊》奉出版局之命，组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主编点将臧克家。“在政治情况复杂的时候，个人水平低，一时分不清是非”的情况下，臧克家写了《八亿人民齐怒吼》二首，发表在《诗刊》第五期上。粉碎“四人帮”以后，臧克家为这两首诗，检讨了几次，哭了几次。在给周扬的信中，他为此事又进行了说明和检讨。
现在看来，围绕着《忆向阳》的争论只是一段文坛轶事，在剧烈变革的1975～1979年，却反映出哪怕就是臧克家和姚雪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漂白自己时的尴尬。无论他们怎样挣扎，“在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羁绊。
关于黄皮书
■ 施 亮
前一时期，曾经有许多书籍与文章谈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黄皮书。其实，“黄皮书”是后人的称谓，而当时则是名为“内部书”。先父施咸荣与他的同事黄爱先生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为了研究与介绍西方现代文学的各种流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共同主持编辑了这批书。这些书是限定发行范围的，仅供文艺界一定级别的领导与研究西方文学的专家学者做“内部参考”之用。
父亲与黄爱先生（笔名黄雨石），以及另外一些同事，曾经合译了《在路上》，这是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也是杰克·克茹亚克的成名作。不过，父亲不太喜欢此书，认为它的文学性很差，许多枯燥的重复描写与烦琐的旅途见闻，几乎让人难以卒读。翻译此书时，他们删掉了一些章节与片段，倒不是由于某种禁忌，而是觉得此书的结构和语言太粗糙，只出版这个节略本也就够了。改革开放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节录了《在路上》的一些片断。当时，父亲也有意将全书翻译过来，或起码将1962年出版的节略本补全。可他翻了翻英文原作，又搁置一边了。我问他为何又改变主意了？他说此书写得乱七八糟，翻译起来太倒胃口了。
我的印象中，贝克特的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也是父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翻译出来，以黄皮书形式先出版的。贝克特原籍爱尔兰，长期定居巴黎，以法文写作居多。这个剧本是父亲从法文原作中翻译过来的。解放前，父亲曾经毕业于上海天主教会的圣芳济学院，有一定法文根底，以后也翻译过一些法文书籍。他翻译《等待戈多》，也有锻炼自己法文翻译能力的打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荒诞派戏剧一度引起国内文艺界的浓厚兴趣，《等待戈多》数次被转载，比如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荒诞派戏剧集》《世界经典戏剧全集》里都被选用。遗憾的是，我家里原版本的黄皮书找不到了。三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大学生必读”丛书中，又重新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爱先生为出版这些黄皮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翻译了《愤怒的回顾》《椅子》《老妇还乡》等一批现代派剧本，而且为《在路上》《往上爬》写了“译后记”。英国作家约翰·勃莱恩著的《往上爬》一书，是“愤怒的青年”另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书描写一位青年抛弃了旧情妇，勾搭上资本家小姐，“以女人为阶梯”，爬向社会上层。它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中一代年轻人的迷惘与痛苦情绪，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不仅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还改编成电影在1959年莫斯科电影节开幕式上放映过，俄语电影片名译为《进入上层社会的道路》，在香港放映时则译为《金屋泪》。
出版黄皮书之事仅做了几年，不久政治气氛紧张，又大抓阶级斗争，此事遂停止。父亲他们先是放下手头的业务去参加“四清”工作队，接着“文革”动乱来临，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乎所有的编辑业务都停止，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黄爱先生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单位挨整了挺长一段日子。
“文革”后期，我也读过另一本时髦的黄皮书《带星星的火车票》，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颇走红的青年作家阿克肖诺夫的作品。一些苏联文学评论家认为，《带星星的火车票》在主题和艺术风格上受《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很大。不过，由于那时国内社会文化风气闭塞，中国青少年未必能理解塞林格笔下的美国社会及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倒是阿克肖诺夫描写的苏联社会比较贴近当时中国读者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因为五十年代中国大量出版苏联小说）。所以一段时间内，许多中国读者心目中，《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社会影响反而不及《带星星的火车票》。但是数十年匆匆过去，如今在书店里哪里还找得着《带星星的火车票》呢？这个文化现象充分说明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旧时山西的助学捐款说开击
■ 散 木
一
记得母校百年校庆时，发来的邀请书上有敦请助学捐款的条文，如，捐款多少将分别记载于不同等级的地方（建筑物，或书册），以示纪念。
校庆，是一桩极好的事情，但是不知怎么，这么一来，心头就别扭了许多。通过传到耳旁的信息，不免就是悠悠众口的抱怨。或许，千载难逢的机会，如今办学者的运思可能就是市场经济下的法则：校庆搭台的经济主戏，于是，也就颇伤了一些古道热肠却没什么官衔和巨款的校友，有些牢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且不说先前是怎么做的，以山西“不东不西”的经济文化的地理方位，万事离不开一个钱字，当然了，还有人材的问题。钱与人，这是两难，如校庆，要钱还是长远之计的要人（所谓“人力资源”），是大可深思再定夺的。
说一段旧事为例：抗战前的1936年，据说这是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年份，中国的现代化正在步人正轨，经济发展指数焕然可观，若老天再假以年，可能我们不知怎样估计后来历史的演进了。然而，日本的侵略战争彻底打断了这一进程。也是这一年，开办在北平的洋人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派国文系主任马鉴先生到太原募集捐款，如果换一种思维看：这怎么会呢？美国人有钱还是山西人有钱？为什么燕京大学居然到山西来要钱？如果您实在想不通，可以设想一下：马先生是否有辱使命地空手而归？
您猜对了吗？马先生是非常欣喜地离开山西的，他拿到了一万元（想一想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万元呵）！
二
燕京大学这所贵族学校，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进入这所学校的山西子弟大多是“高干子女”——省长、后省府总参议赵戴文的公子赵宗复，阎锡山秘书长贾景德的女公子贾元荑、晋军首领的女公子李效黎（后来她和燕大的教师、白求恩的好友林迈克产生师生恋，又一同投奔根据地，一时传为美谈。后来他们还曾到台湾阎锡山居住的那个“种能洞”去拜会过“下野”而专心著述的阎锡山）等，当然也有家庭殷实的子弟，如后来的历史学家、孝义人冯家升，社会学家和藏学家的太原人李有义，甚至后来投笔从戎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家王达成等。于是，这就有一个有趣的话题：读书在贵族学校的子弟们，大多成了左翼学生。这是时代使然，抑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力使然？让人遥想不已。
却说马鉴先生领命到山西开展“燕大”的“百万基金”募集，是走了“上层路线”——他通过两个进步学生赵宗复（时中共“燕大”支部书记）、贾元荑，得与山西的最高长官们（阎、赵、贾以及晋军参谋长朱兰荪等）会晤，这结果便是当年《燕京新闻》的报道：马先生与山西要人“往还过从，实行联络，始届成熟之期，故能一举而得成功”，如此这般，马先生一番口舌，“阎乃以绥靖主任名义，捐款一万元（内山西七千，绥远三千），已由马氏携回，故此行结果，极为圆满。”
马先生虽说大功告成，返校后却对记者表示：以他在山西的见闻（“以晋绥两省之现状看来”），“捐此巨款，实属难能可贵”。那么，是彼时山西“头脑”们作了“憨大”？抑或是“双赢”？在我看来，就凭“燕大”为山西培养了那么几位人才，值！
三
助学捐款，在中国曾是一个优秀的传统，用今天的思维来看，即使是若干“家族”来之不义的金钱吧，通过助学捐款（或者就是“洗钱”的一种？），也能在历史上大书一笔，这在西方的历史上，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比如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