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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为啥要烧爹爹？我不让侬烧！”
说着我扑上前去抢。这时珊珊及时地出现在房门口，一把将我拉拽住，我跺着脚，哇哇大哭。
大彩照相纸硬挺，在火舌的舔吻中慢慢喷出一朵蓝莹莹的火苗，渐渐燃旺，成为一团火光。楼梯上响起笃笃的脚步声，那是小阿婆半大脚在急促上楼。母亲掏出小手绢压灭了火，包起烧焦的残片。
小阿婆出现在房门口，她一定看清了散落在床上的残照，一定嗅到了弥漫在房间里的焦煳味，但她的脚步却止于房门口，斜靠在门框上缄默无语，定定地望着那只吞噬父亲肖像的痰盂。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目光。如今忆及依然椎心泣血的颤栗。目光有时远比语言还要沉重，还要具有压抑人心的力量。
母亲悄然转身，留给我们一个抽搐的背影，一个微微抽动的背影。
小阿婆忧愤的目光折断了，倔强的脑袋低垂了。苦果难尝，有谁应尝？破碎的家庭满是破碎的心！她默默地退出房门，步履艰涩地一步一步迈下楼去，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小阿婆真正显出了老态。
离异了的父母各自守着一颗破碎的心。母亲的心碎了，父亲的心也完整不了，只是男人与女人处世的方式不同，女人容易在心里认输，而男人却永不言败——只要他一旦下了决心，再不回头，或者是错也要错到底。
一桩离婚案，绵延三载余。跌宕起伏，受伤害的岂止是顾月珍及其家人？也许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才明白了那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让母亲眼泪长流不止，让小阿婆步入了衰老期，让大阿婆从此别离我的家，让那个快快乐乐的珊珊了无生气，让我这个像野小子一样的小女孩从此有了心事，有了“觉悟”：都是那个姓丁的不好，勾引了父亲……
世俗地想，如果没有丁是娥，这个家也许依旧风和日丽，父亲与母亲也许依旧相亲相爱，所以当不可逆转的境况出现时，通常的情况下第三者便是当然的罪魁。大半个世纪之前，我们都还幼小，我们也只会这样去理解。判了，离了，房子和子女都判给了母亲，舆论也站在母亲一边，从外在的形式看，父亲是一无所有地出走了，而母亲除了获得财产的补偿以外还有舆论与道义上的胜利，然而真处在寻常的百姓家里，舆论与道义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不耐饥，不御寒，回到家看上去热热闹闹，走进房却依然冷冷清清，心灵的孤寂却要独自吞饮。走出家，也是单打独斗的一杆旗，苍天之下又有谁能与她分忧？
妇女的解放与独立说说容易，真做起来又何其难啊。
同样星村十号的户主栏上抹去了解洪元的姓名，但抹不去他对儿女的牵挂。没有判离的时候，忙忙碌碌的父亲似乎很少挂念我们，离异的最初时日，他食宿于大庆里沪剧公会。有一天，他在翻报纸的时候看到了一则影剧广告，努力沪剧团在永安剧场复演《八年离乱，天亮前后》，旁边有一行小字：“波儿星儿童星客串”。这就像突然牵动了他的思绪：初夏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波儿身体恢复了吗？星儿那么幼小也能登台演出吗？就在这则广告的旁边，是丁是娥与他的演出广告。如果仅仅是与顾月珍“对抗”，他心里或许不怎么难受，而今，他与顾月珍及子女“对抗”，他的心像是绑上了巨石，沉沉地往下坠。
事过境迁，当我也垂垂老去的时候，信手翻阅泛黄发脆的报纸：1951年12月22日的影剧广告：“波儿星儿准客串”，到了24日就改成了：“波儿星儿童星客串”，心头涌上的是椎心泣血的悲楚。努力沪剧团步履维艰啊。演戏演戏，戏却无戏，怎么能招徕观众？怎么能维持一团人的生计？改编好莱坞影片蒙受批评，上演古装戏也属错误，文化局戏改处处长于1951年10月27日作《关于今后戏改工作》报告中直白地指出：“戏曲应向现代剧方向走，主张抗美援朝就率直地描写我们抗美援朝英勇事迹，没有借用历史的必要。”“努力”的现代戏《好媳妇》曾轰传一时，但戏曲要部部进步、出出革命又怎么可能？更何况沪剧观众大多是都市里的小市民。解放以后，学听革命道理，学做社会新人，看几部革命戏新鲜新鲜还可以，但若是让他们一天到晚“革命”，那娱乐又在何处？不知节制地多演、滥演，观众如何不厌倦？顾月珍迫切追求进步，不愿搬演言情戏和老戏，业务也就日见清淡。不得已，母亲把未谙人事的儿女带上舞台，希望能以此吸引观众。
我演抗儿，随母亲来去，戏并不多。多的时间是呆在后台听叔叔阿姨们闲聊，才渐渐得知了“八年抗战”一剧的内容，也得知了我们家庭破裂的事实，得知了父亲像张忠良一样抛弃妻子儿女，另觅新欢。九岁的女孩混沌初开，善恶分明，随着出演抗儿，渐渐积聚起对张忠良的仇恨，积聚起对我父亲的仇恨。那天夜戏散场，母亲和孔嘉宾有事商议，我独自游荡于舞台与幕布之间，台下空空荡荡，台上冷冷清清，一盏晕黄的灯洒下了苍白和凌乱，我忽然想到了张忠良，心里堵得慌，就狠狠地用脚尖去踢沉甸甸的大幕。一位阿姨东张西望地奔上台来，牵住我的胳膊气喘喘地耳语：“后台门口有人寻侬。”阿姨拽着我出了剧场，遥遥一指，轻轻一推，抬头望去，路灯下有人向我招手。迟迟疑疑向前蹭，看清了看清了，那是我最亲切的身影，是我最熟悉的身姿。
我父亲！不，张忠良！两个念头同样尖锐地划过我的脑际，扯住了我的脚步。那手，仍在招，那人，仍在笑。那笑容月光下濡染得慈祥温煦。半年前，是他引领我走出死神的魔掌，生命的幽谷。一月延误，两度手术，才有我的小命。在我躺在白色病床上的时候，爹忙娘忙，只有珊珊代表他们来看我。小阿婆自觉延误了我的治疗，深感不安，每每向来医院探望我的珊珊询问，珊珊故意谎报病情严重，吓得小阿婆的脸拉成了苦瓜。有一天晚上，在我百般无聊寂寞难度的时候，房门轻轻地咔嗒一声，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笑脸：是父亲夹着凉席和毛巾被来陪我了。他笑吟吟地把席子铺在地上，说：“爹爹来陪侬，从今以后爹爹散了夜场就来陪侬。” 爹爹说话算话，从那夜以后每夜都来，一直陪到我出院。
就是这样一个好爹爹，转眼间怎么就成了张忠良？我下意识地向前蹭去，父亲的笑脸像一团磁铁吸引我步步前行。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的父亲看见了广告，夜不能寐。他不能想象他的波儿星儿能粉墨登场去演抗儿。第二天，卸妆早，急急地赶来了，走进了剧场，观看了最后一场戏的最后几分钟，散戏后，他苦苦地守候在后门口。远远地看见了我，父亲柔声地喊：“阿波囡，我带侬去吃夜宵，再送侬回去，好不好？”
我则像是看见了现实生活中的张忠良，如被马蜂蜇了似的跳起来，冲口而出：“我不去！不去！侬是张忠良。”
他钟爱的波儿向他吐唾沫，鄙弃他的作为。
这就是一个破碎了的家带给每一个人的伤害。
第四部分第14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1）
新政权初定，政治运动风起云涌，“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学习”等等，相继镇压了戏霸夏连良（沪剧）、张春帆（越剧），开除了杨敬文等人沪剧改进协会的会籍，文艺界历经了一系列运动的洗礼，并且无论哪一项运动都需文艺界配合宣传，都需要动员演艺界参加。这期间，“上艺”、“中艺”两团合并，同台共演就会有角色磨合、经济利益、福利待遇等问题，诸事纷繁，千头万绪，全体演员众目睽睽地盯着上海沪剧团的解团长。
解洪元是团长，副团长有邵滨孙、丁是娥、石筱英。旧社会曾有过六头牌携手盛极一时却因名旦争角而最终散伙的往事，1952年因政治原因少了卫鸣岐，因家庭破碎少了顾月珍，也即是当初的两个团重又走到了一起，是非与矛盾当然不可避免，但解团长希望以儒家思想的“和为贵”统领全团，以牺牲个人利益的让利与让角色为代价和稀泥。也许解洪元的灵魂里有很朴素的想法：只要我紧跟了，只要我付出了，党总会让我成为“公家人”的。虽然身份尚未转换，但他早已自诩共产党干部了，所以时时事事顾大局识大体，待人宽厚处处退让。那退让背后的隐情是什么呢？多年漂泊江湖的父亲从心底里渴望跟定一个好政府吃一碗安稳饭，因为演员毕竟吃的是青春饭！
从1949年以后，作为团长和名角，解洪元已多次自降包银了。在上艺沪剧团时，为了降包银的事，丁是娥和他闹过，但解洪元 “以子之矛击子之盾”，拿出了丁是娥刊登在《沪剧周刊》上要求进步的讲话堵住了她的嘴。这一次两团合一，争取到“民营公助”，距离正在兴起的“国营”性质只一步之遥了。工资自然要重新评议，合议的结果，三位副团长每日每人十元，团长按理至少应超过十元，但解洪元为作表率，定得与副手相同，并且在日薪十元的基础上再日减一元，每月减去30元，这等于自动降低了薪级。这样做自然很得民心，但也有人说他冒傻气。因为从某个角度上说，薪金是艺术价值货币化的一种认定。后来的结果是，出让利益也并不仅仅是出让了钱，等到全国文艺界统一定级、靠级的时候，解洪元的起跑线就再也拎不上去了，永远无法再作横向比较。
1952年，国家文化部决定于国庆三周年之际，举办首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以体现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4月3日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建院所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精神。参加会演的有23个剧种，1600余人，演出优秀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题材戏共82出。这样的会演确实体现了“百花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