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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当初错过了瞻仰毛主席的机会比，这一次他切切实实地与刘少奇主席的手掌有过亲密接触，虽说领袖的手也是手，但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不同寻常的手。平易亲切的刘主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3年让我父亲的人生经历涂抹上一层亮色，他的解派唱腔被充分肯定，艺术上被肯定比让他演任何一个角色都重要，他主动让出了郭建光的主角位置。解放后与丁是娥在一起，丁是娥平步青云，而他却日渐后撤，最后差不多就隐身于丁是娥的太阳伞下了。演出没有他的主角位置，家里没有他的主人地位，一个大男人活到这份上，别提有多累了，他的儒家意识再浓，也只能维持一个窝窝囊囊的外壳。记得《芦》剧初演时，父亲饰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收音机里播出过他的大段演唱《月似银钩星似棋》，那真是黄钟大吕，令人回肠荡气，真是有呵气成云撒豆成兵的大气魄。从艺大半辈子，总算在艺术的理性梳理中肯定了他对沪剧的贡献。也许是因为兴致甚高，他喝了点酒，用筷子轻敲盘碟，低声吟哦：
“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通情与理，是艺也是戏。”
这是艺术的真谛，很普通，却很带一点哲学的意味。看着父亲从人生的低谷走出来，我由衷地为他高兴。看来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张扬生命的内力，只有精神世界坦荡了，灵魂的旗帜高扬了，人才会活得有气度，有锐气。那个时候对我父亲来说，演不演主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他艺术生涯的肯定。毕生从事艺术的演员真是很难分得清艺术生命与自然生命孰重孰轻。当历史再度垂青旧名伶时，他以中年之身，为青年让台补台托台，其中就包括主动让出郭建光的角色。也正是这份成熟和大度，才使他赢得陈荣兰和全团上下对他的信任与敬重。
“人沪”的《芦荡火种》还去水木清华演出，演给莘莘学子看。北大和清华相连，我和小程也赶去了。春来茶馆的阿庆嫂，丁阿姨把她演得舌生莲花，八面玲珑，如一匹花色斑斓的丝绸，在闪烁变幻的灯光下渐次展露，撩逗出观众火炭般的热情。我也忘却了台上的表演者是谁，只是为这个活灵活现的阿庆嫂而兴奋与鼓掌。
曲终人散，当我和小程回到夜深人静的北大，天上几粒寒星冷冷，犹如离人泪，斜挂于空漠的天际。刹那间，我想起了母亲，记起了我那凄苦的母亲对丁阿姨的怨恨，我后悔为她鼓掌为她兴奋，猛然转身，朝着清华大礼堂的方向吐口水：呸、呸、呸……
然而艺术毕竟是艺术，不是几口唾沫可以淹没的，倒是唾沫很快被脚下的沙地 吞咽了，阿庆嫂鲜活的形象在我的脑际烙下了永久的印痕。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年老力衰时我才恍然悟出，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常常是生命张力和人生智慧的较量。母亲的羸弱和阿姨的健康硬朗，母亲性情的内敛与阿姨个性的张扬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异。我的母亲实在是从一开始就已输给丁阿姨了。她充其量只是苦竹一根，而丁阿姨却可以借助森林一片。这样的天壤之别是可以比的么？丁阿姨的戏已是四度晋京，母亲呢，却依然在天底下的某个角落孜孜地一厢情愿地编织着理想的彩衣……
经过1957年的一番风雨，丁阿姨在现实中有许多长进，比如在荣誉和掌声面前举止得当，进退有度。她把荣誉归于陈荣兰团长，说是陈团长改造了一个旧戏班。当《人民日报》约她写写出演现代戏的体会时，她明确告诉代笔者：赵燕侠正在演阿庆嫂，我说东道西的不好，还是谈谈《罗汉钱》里的小飞娥和《鸡毛飞上天》里的林佩芬吧。无论是出席文联座谈会还是参加民盟的对台广播，她的发言都很有分寸。国务院为沪剧安排庆宴，她坐在主桌，相陪陆定一和林默涵，应对如风行水面，从容如云拂长空。
《芦》剧的胜出，增添了丁是娥与陈荣兰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事业友谊，稳固了丁阿姨作为沪剧界代表人物的地位，前程如帆挂云锦灿然一片。上海市人民沪剧团载誉返沪后，《芦荡火种》剧组于3月5日起在美琪大剧院向上海市民作汇报演出，连演连满达九个月之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第五部分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2）
一个戏，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娱乐的一种载体，一种方式，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艺术一直是与政治紧密相联，艺术成为政治的组成部分，唱唱跳跳的背后有革命理论的支撑，体现着执政者的思想和观念。最初，《芦荡火种》只是一出戏，但戏演大了，就不是纯粹的戏了，或多或少地与政治搭上了边，成为纠缠历史陈账的一个工具，以至于扯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武装斗争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路线上去了，这让“人沪”的团长和所有的演员哪怕是想上一百年都不可能想到的。史实记载，第一丝不和谐音出现在《芦》剧返沪之前，江青提出，“挂红灯”和“开药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情况，建议删去。他们舍不得删。“红灯”是点睛之物，“开方”是传神之笔，是他们数年打磨的心血。再者，江青何许人？毛主席会允许她出来干政吗？从三十年代过来的人谁都清楚当年蓝苹逸事，所以不以为意。因江青的特殊身份而尊重，因江青的特殊经历而疏淡。江青的声音如风过耳。丁是娥向旁人发牢骚：
“红灯要撤，开方要去，我这个阿庆嫂还有啥唱头？不演也不要紧……”
人贵有自知之明，但人常常难有自知之明。“人沪”的众人怎么能想到，不久的将来江青会成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头角峥嵘。当我翻阅历史，发现沪剧《芦荡火种》在京城走红，起因实在是江青的播风弄雨。1963年5月江青于杭州胜利剧院观看了沪剧《芦荡火种》，通过上海市文化局索取了剧本。同年11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在北京开会，江青特意邀请周信芳、袁雪芬、常香玉、红线女和丁是娥到中南海她的住处，当面对丁是娥说：“我看了沪剧的两个好戏，《红灯记》和《芦荡火种》，我本来想把《芦荡火种》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因为考虑到阿庆嫂这个人物要给赵燕侠演，所以把你们的本子给了北京京剧团。”次月，才有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的事。剧组12月22日抵京，25日江青亲至大李纱帽胡同慰勉，对大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30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光临“人沪”，传达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意见：全力搞好《芦荡火种》在京的演出，经费由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
上面有“线”，下面有“派”，蓝天底下的一个剧团凭什么能预知未来？团长陈荣兰并未随团进京，而是在排练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布置的新戏《人在东风里》。因主角恰恰是郭建光的扮演者张青，团长临时安排顾智春参加北上剧组，代演郭建光。柯庆施的指示无疑是对她的批评，她赶忙披星戴月奔赴京城，之后，才有接踵而至的荣耀。然而问问上海文艺圈内的老艺人，都说，那个时候他们听命于文化部，尊重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等，江青无法与这些人相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64年六七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震荡着古老的京华，京剧《芦荡火种》位列首位。几许意见，几度修改，传至沪剧团，其中包括“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等等，只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更不知情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间，毛主席对文化艺术界发出了严厉而又尖锐的批评。到了11月12日，上海举行文艺会演，张春桥询问沪剧《芦》的修改进度，责令将沪剧、京剧两个本子合成一个向全国推荐，并郑重其事地 点明此乃江青同志的意见。12月，丁阿姨进京参加政协会议，带回来薛恩厚转交的由江青过目的修改本。
那是个抹杀个性的年代，明明不需改动，偏偏逼迫修改。阿姨的不满之词俏皮而又尖刻：“这个戏要写指导员为主，等于冬瓜生在甏里面，肯定死掉。”
一个戏一直牵扯到市委正副书记一起来管：柯庆施的意见是可以多设几条地下斗争的线，你们要超过他们，后来者居上么；陈丕显的意见是《芦荡火种》在群众中影响大，不要随便改，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到了1965年3月，张春桥公开点名批评陈荣兰“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剧本不肯改动”。3月18日和19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了《沙家浜》的剧本，编者按说：“……经过多次演出的实践，不断听取观众意见，作了较大修改加工，强调了武装斗争的作用，使剧情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现在改名《沙家浜》重新公演。……”尽管剧本标明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原作者文牧，北京京剧团集体改编，执笔汪增祺、杨毓珉，但同时刊载郭汉城的长篇评论文章《试评京剧〈沙家浜〉的改编》。文中指出原京剧《芦荡火种》的局限：一是没有强调武装斗争的作用，二是没有把阿庆嫂的智斗提高到利用敌人矛盾以打击敌人的策略思想高度。字字句句似乎都在批评沪剧的不足。再往下，便是京剧《沙家浜》剧组以全新的姿态南下公演。在康平路会议室，张春桥面无表情地下达了硬邦邦的指示：“沪剧《芦荡火种》向京剧《沙家浜》靠拢。”而在此之前，陈荣兰还心存与京剧《沙家浜》一比高下的奢望。
陈荣兰向丁是娥使了个眼色，两人前后脚滑进了女厕所。陈低声说：“看来张书记要按江青同志的意见办，要我们向《沙家浜》靠拢，再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