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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三十一分之一；用笨曲酿酒，“一斗杀米六斗”，用曲量也仅占原料总量的七分之一。可见当时我国酿酒发酵中，糖化力和酒化力都有明显提高。在制曲过程中，要掺入生料，这起到了接种微生物的作用。制曲时，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调节，都提出了相当周到的措施，并把“五色衣成”作为制成曲的标准，可见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在酿酒发酵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曲势”。所谓“曲势”就是现在所说的糖化酶和酒化酶的活力。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根据“曲势”来分批投料。
我国传统的酿醋法，通常是淀粉糖化、酒精发酵和醋酸形成三个过程在同一醪液中进行的。北魏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醋酸的形成与醪液中菌膜的生成有关。《齐民要术》把醪液中醋的菌膜的生成，称之为衣生。他说：“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动，挠搅之。数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这里已将“衣生”和“衣沉”与醋酸的形成联系起来，已经模糊地意识到醋酸生成是与某种生命物质的作用有关。
第四节戴凯之与《竹谱》《竹谱》（公元5 世纪中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竹类植物专著。作者戴凯之，字庆预，南朝刘宋时武昌（今湖北鄂城）人，曾被派遣为南康（今江西赣州）相，才章富建，所著《竹谱》，亦为韵语。
中国有丰富的竹类资源，尤其南部地区，不仅竹资源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我们祖先很早就已对竹类资源进行了研究，开发和利用。《诗经》、《禹贡》、《山海经》、《周礼》、《尔雅》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关于竹类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关竹类的记述也就更多了。沈莹《临海异物志》就记述竹六种，《南方草木状》亦描述了六种竹。戴凯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大大丰富了有关竹类的知识。《竹谱》全书以韵文为纲，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解释。书之开头，是对竹类植物特点的概括，指出竹体“既刚且柔，非草非木”，是植物界里的一个大类。“竹”就是这一大类植物的总称。植物界中有竹，犹如动物界中，有“虫”、“鱼”、“鸟”、“兽”一样。《竹谱》指出，虽然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关于竹类的分布特点，《竹谱》说，竹“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竹类不耐严寒，因此，其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竹谱》的主要内容是记述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如《竹谱》是这样描述“棘竹”的，“棘竹，生交州诸郡。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纵横相承如掺车，一名笆竹”。根据这些描述，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它和秆粗质厚，节上有刺，地下茎为合轴型的箣竹属植物对应起来。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所见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至少也有三十多种。所记竹种类之多，是空前的。
《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的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思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二十八章医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医药学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一方面则是内容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系统总结。因此，无论医学之基础理论，或是治疗经验，都有着较明显的进步。
第一节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内经》的整理研究《黄帝内经》成书以来，已历近千年之流传，除文字古奥难懂外，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已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急需予以整理训解。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曾任太医侍郎，对《内经》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该书虽然在南宋时已佚，但其内容由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引用，仍部分得到保存。全氏医术高明，故有“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的誉论①。
《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晋代王叔和对仲景书颇为重视，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之辨证论治，后者专述一般杂病之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有人认为王氏可能是张仲景的学生，或曾见过面，所以王氏所整理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
因此，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士妥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①。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孙奇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①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他称赞：“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②但也有指责者，如明清学者主要批评王叔和于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以及在编次、序例中多有谬误等③。但对这些批评意见，有更多医学家为王叔和辩护，如清代徐灵胎强调：“不有叔和，焉有此书。”④可见王叔和将《伤寒杂病论》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对发展仲景学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脉学和中医诊断术王叔和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切脉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门重要学科，也是中医学术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晋人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西高平，一说今山东济宁）人。性沉静，博通经史，医术精良，尤擅切脉，集《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张仲景等之脉法，结合个人多年临床切脉诊断的丰富经验，编撰《脉经》10 卷。《脉经》之卓越贡献有：1。总结前人经验，确定24 种脉象，使① 《本草经集注》。
① 陈邦贤等著《中国医学人名志》。据《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年版。① 皇甫谧：《黄帝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重版。② 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③ 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
④ 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第285—287 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临床切脉诊断有所准绳；2。列举八项相类的脉象，可为切脉鉴别之依据；3。系统论述了脉学理论知识和切脉诊断的部位和方法；4。详论各种脉象之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之辨别；5。叙述了人体脏腑之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证之间的关系；6。对各种疾病之脉证、妇人脉证以及小儿脉证等均加以记述。《脉经》对中医诊断学之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但推动了中医学的进步，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公元八九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10 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鼎立的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其中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而丰富发展起来的。《脉经》不但为阿拉伯医学所引进，而且早在6 世纪已传至朝鲜、日本。公元17 世纪后还被译成为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⑤。在脉学诊断之外，此期还出现了病理解剖诊断技术，如《南史·顾恺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告诉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不道”，子“不孝”而惨遭杀害，刚兴起的求实精神就这样被泯灭了。《庾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之预后吉凶。此举虽不符合卫生要求，然而我国诊断糖尿病以小便甜为依据即源于此，从而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针灸学之整理与提高晋人皇甫谧编撰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此期针灸学发展承先启后的代表作。皇甫谧（215—282）字士妥，幼名静，自号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境）人。幼年家贫，务农为生，从坦席学儒。中年因病风痹，肢体活动受限，始钻研医学。为人沉静寡欲，好学博览，专事著述，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玄宴春秋》等。魏晋时，多次谢绝当局而不仕，一心致力于学术和医学研究。在针灸学发展上，他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有关内容为基础，结合历代医学名家的有关论述和经验，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12 卷、《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氏在编撰过程中遵循“删浮词、除重复、论精要”的原则，使前世针灸学得到明显的提高。《针灸甲乙经》共128 篇，对人体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该书使中国针灸之穴位总数达654 处，其中单穴48 处，其他则为双穴，分布于全身14 个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发现者，则称之为经外奇穴。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其经验及理论也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是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的指南。《针灸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发展针灸学的典籍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