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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翰墨、辞赋之中。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写出了骚体的篇章。丁晏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虽然不免溢美，但从骚人创作的传统看来，曹植和屈原的处境确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诗赋杂文也确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点。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后，景初中有诏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乃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传本。
第二节阮籍生平与著作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与曹氏的关系较深，对阮籍的政治立场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的传记，在《晋书》当中，但在晋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终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晋之际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为青少年时代。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即阮熙之子①。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谌，官至侍中②。显然，由于阮瑀的早卒，他这一支家境中落。但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说·任诞》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情况，在阮籍少年时代恐怕更要突出，伏义给阮籍的信说：“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贫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大体上与《世说》的记载相符。但是年轻的阮籍，却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①。儒家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梦想建功立业，一试身手。这时与阮籍有关系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修养，在此时已经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异之，以为胜己。”魏晋的名士风流，在阮籍身上表现比较突出。二是从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为第二阶段。竹林诸人的聚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阳大畅玄风，竹林七贤在野与之互相呼应，形成一代思潮。但这时发表的文章还很少涉及政治。阮籍应太尉蒋济之辟，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以疾辞。嵇康尚曹魏亭主，出仕中散大夫，都是此时之事。这个阶段，竹林诸人正是时代的骄子，文化界的先导。《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就特别指出嵇康的论和阮籍的诗作为代表。王导渡江以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而阮籍的《咏怀诗》，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三是从嘉平元年到景元四年（249—263），此为竹林七贤分化瓦解的阶段。从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以来，司马氏营立家门，尽杀曹爽、何晏等敌对分子，夷其家。至此，竹林之游已经结束。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① 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咸传》。
② 《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杜笃《新书》云：“阮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父谌，侍中。武，阔达博通，渊雅之士。”《陈留志》云：“魏末清河太守。。。著书十八篇，谓之《阮子》”。① 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以下引用此传，不再注明出处。
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中间一度出为东平相，后来又为步兵校尉。“但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他与司马氏的关系始终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而山涛、王戎之流已经打入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嵇康被杀之后，向秀应计入洛，阮籍也被迫写了劝进表。这时已经到司马氏代魏的前夕了。阮籍卒于景元四年（263）冬，时年五十四。这是嵇康死后的第二年，司马炎即位的前二年，《大人先生传》和《咏怀诗》的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阮籍是魏晋文士中放达派的代表，行为有些怪僻。服葬时居然饮酒食肉，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捉摸不透，对他作出错误的判断。当时人根据其疯疯癫癫的行为称之为“痴”，而礼法之士责备他不遵守名教，但这都是皮相之谈。他的这些行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烟幕或保护色。它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有一次，阮籍登广武（今河南荥阳）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登武牢山（即虎牢山，今河南荥阳），望京邑而叹，因赋豪杰诗。这倒流露出他对当时统治者的由衷的轻蔑。司马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残酷地屠杀异己，窃取了政权。石勒就曾说过：“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①阮籍的用意大约和石勒差不多，只是没有说出具体姓名而已。李白以为阮籍用竖子讥诮刘邦、项羽，却没有说对②。
阮籍也不是没有才干。他一度为东平相，小试牛刀。旬日之间，“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这一段短短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不是无所作为。《晋书本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却是实录。他一醉六十日，逃避了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晋武帝）的求婚；锺会多次问以时事，企图通过他的表态，以便罗织罪名，皆以酣醉获免。这两个事例，说明了酒在阮籍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阮籍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载《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原注：梁十三卷，录一卷。两唐书经籍志《阮籍集》均作五卷。《唐日本国见在书目》：《阮嗣宗集》五卷。又《阮步兵集》十卷。故唐代实有五卷、十卷两种本子。宋代书目多为十卷本。但《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有《阮步兵集》十卷，诗集类又有《阮步兵集》四卷。与隋唐时期实无多大悬殊。明代诸刻有黄省曾十卷本，张溥一卷本，其内容大致相同。惟钱曾所见朱子儋本多出四言《咏怀》十三首。丁福保历访海上藏书家，都无朱子儋本，其所辑《全三国诗》中所存四言诗仅有三首，与通行本无何出入。黄节为《咏怀诗》作注，始从明潘璁本检出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其一至三与丁书相同，其四至十三则丁氏所未见者。黄氏据以入录，并为之作注，始得重见于世。其所据之潘璁本，据云乃明崇祯间所翻嘉靖刻本，前有嘉靖癸卯陈德文序及崇祯丁丑潘璁序，分上下两卷①。黄氏卒后，此书亦不知下落。后来逯钦立同志重① 见《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
② 见《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载《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有“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今，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等语。
① 见《阮步兵咏怀诗注》，第99 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
辑魏诗，即据黄氏所校潘本过录②。黄氏书成于一九二○年，逯氏书成于一九六四年，前后不到半个世纪，古籍仍在不断销亡，这一点也很令人吃惊。玄学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标榜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到了战国中叶，发展为庄子的相对主义，发生很大变化。战国末年以迄汉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进而为黄老刑名。所谓黄老思想实以老子为主，庄子的影响并不显著。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垄断地位，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新儒学风靡一时。黄老思想一度消沉。东汉中叶以后，道家思想与神仙思想相结合，改头换面，成为道教的一个渊源。党人斗争失败以后黄巾大起义风起云涌，儒家思想丧失了过去的权威，思想界出现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晋玄学。这个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代替五经，以客观唯心论或朴素唯物论代替汉代的宗教神学。和汉代的天人感应论、目的论相比，它有清醒和梦呓之别。这种思想的萌芽，应该从仲长统说起。“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的呼声①，标识着时代思潮的转变。
阮籍对于《老子》、《庄子》、《周易》，都下过工夫，他的《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就是这方面的著作，可惜篇幅断烂，不能反映他的全部思想的内容。能够指出的是，他具有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并且具有沟通儒道的倾向。他对于自然界的解释：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达庄论》）
他是用《易传》的思想，修正了老子的客观唯心论。他关于道的解释：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