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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明于人而暗于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大凡政客都老于人情世故，尤其精于内斗，在打击政敌排除异己和运用权术方面精明过人；可一碰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和抵御外侮，他们的智商差不多象白痴。如纪元前三世纪的秦帝国宰相赵高，就是一个在内斗中把权术玩得溜溜转的大政客，他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把朝中的政敌剪除罄尽，把秦帝国的根基掏空，最后连皇帝生死也操在他的手中。这个在内斗中无往不胜的人物，一听说刘帮的叛乱军队逼近咸阳，在绞尽脑汁后仍然一筹莫展，最后作出的决策竟然是〃投降〃？！
七、目光短视，急功近利，结局多半不好，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族毁灭，权力越大毁灭得越是惨烈。政客不择手段，妒贤嫉能，自然和天下英雄结下了深仇，一旦政治上的靠山倒塌，权力的能源被切断，就会仇人遍野，四面楚歌。因为政客仇视美好的东西，政客重用的也都是和他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势利小人，这帮人在主人倒楣时只有落井下石的本领和热情，谁也不会去报答主人的栽培之恩，那些拚将一死酬知己的慷慨悲歌之士早就被政客排挤掉了；因此政客在走下坡路时往往众叛亲离，成了十足的孤家寡人。政客在位时无论多么权倾朝野，多么炙手可热，他的下场早就注定了，既使他饶幸能躲过惩罚，他的下一代也必然承受加倍的报应，因此历代得势的政客没有风光过三代以上的。上面所述的严嵩、赵高、易牙、来俊臣等曾经显赫一时的政客都逃不过杀身之祸；蔡京、袁世凯虽然饶幸躲过了刀斧之灾，但结局比砍头更为凄惨；蔡京把宋帝国玩垮后，自己被女真人流放到荒凉苦寒的东北〃五国城〃，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草屋里，日夜啼饥号寒，冻饿劳累而死；袁世凯则是在众人的唾骂声中死去的，死前连最最亲爱的侄儿也背叛了他。
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如同南辕北辙，但区分政客和政治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否则政客也不可能对人类文明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一则政客善于伪装，在位时总是把自己标榜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救星，一幅兢兢业业谨小慎为的样子，热心快肠地为你排忧解难，满口仁义道德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义喷填赝，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和话，用美丽的假言虚词装璜门面而把真正的狼子野心巧妙地隐藏。二则政治家只关心国家大事，不大迎合人情世故，很容易招致普通人的误解和敌意。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政治家为了大的目标有时也会牺牲一些小的原则，被迫干出几样迎合时世的末行，给反对他的政客留下了
把柄。尤其是那些成功的政客和失败的政治家，更容易朦蔽人们的视线，把政客误认为政治家。历史有一个悲剧性的定律：即政客成功的概率比政治家要大得多，因此政客和政治家在人们的价值尺度中也就经常发生错位。普通人很容易把胜利和正义混为一团，认为胜利者就是正义者，成功的政客也因此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同。这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历史上的改革家除了商鞅一人取得成功外，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人都失败了，但他们无疑都是伟大的政治家；袁世凯成功了，但他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政客。一个当权人物是政客还是政治家，我认为应该从下面三个方面着眼：
一、看他有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信念：政治家的政治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既使他在掌权前为了一时的权宜之计而被迫掩藏自己的信念，可一旦大权在手就会努力去实现这个信念。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极端厌恶五代至北宋初年浮滑绮丽无病伸呤的文风，但那时的科举考试只认同类似的文章，以至欧阳修一连几次科考都名落孙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欧阳修只好强迫自己写一些浮词艳赋，换来科考名登榜首，三年后朝庭委派他担任主考官，才得以略抒平生胸臆，一扫浮滑艳丽的文风，大力提倡明白晓畅的古文，亲笔录用了王安石苏东坡等杰才俊士，把北宋的文学推上了一个极高的境界。政客是没有政治信念的，既使有也不坚定，为了政治利益可以随时把信念牺牲掉。袁世凯本是拥护维新变法的，自己也曾加入了〃强学会〃，但那不过是一种机巧的政治阴谋，以换取天下英雄对他野心的支持，一旦维新派失势就马上退出〃强学会〃，掌握政权后的所作所为也与维新派的宗旨背道而迤。
二、看他平时做人的〃品格〃：政治家都有较高的〃品格〃，看一个人品格的高低也应从三个方面着眼：一是〃达〃而视其所举，看他有权有势时推举和任用什么样的人，用人才还是奴才，用君子还是小人；二是〃富〃而视其所与，看他有钱时结交什么样的人，把钱用在谁的身上或用来作什么。凡是富贵时结交接济怀才不遇的志士仁人或把钱财用于公益事业的人都是品格高尚的人；相反，凡是把钱财用于个人享乐或谋求升官的人都是品格低劣的人。三是贫而视其所不为，品格高的人在贫穷时绝不干低三下四、出卖朋友和伤天害理之事，不取不义之财，哪怕这样做能使他即刻脱贫致富。品格低的人得意时张牙舞爪，失意时卑躬屈膝，一朝穷愁僚倒，什么下贱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就更不用说取不义之财了。
三、看他有没有责任心：政治家都有很强的责任心，时运不济时致力于〃修身、齐家〃，对自己和亲人负责，不象政客那样自抱自弃或损人利己；时来运转时则全身心地〃治国、平天下〃，呕心沥血，尽展平生所学，为国家和民族谋福利。政客则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情操，一朝得志就拚命满足个人的私欲，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
区分一个权力人物是政客还是政治家，有时会碰到一种特殊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政治家为了取得权力，有时也会象政客一样不怿手段，这时的政治家和政客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内在的实质是有区别的。首先政治家这样做是身不由己，情势使然，不这样做不但损害个人也损害到人类的正义事业，行为有着很大的被动性，是纯防御性的，不象政客那样主动且有攻击性；其次是政治家成为权力人物后，不再重复当初那些权宜之计，政治行为向光明磊落的方向发展。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李世民大帝，是他发动了〃玄武楼门变〃，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扫清了自己通向皇位的障碍，其所作所为和历史上最卑鄙的政客没什么两样。但李世民仍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弑兄杀弟的在当时的确有不得已的原因，不先发致人就会被杀，不仅如此，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的才能胸怀和他相差太远，中国若落到他们手中前景不堪设想。李世民称帝后，没有象秦二世胡亥和随炀帝杨广那样继续屠杀皇族血亲，相反和其他的皇亲兄弟相处得极为和睦。他励精图治，严于律己，把唐帝国建设成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理性的国家，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盛世〃，成为自古至今最英明最杰出的帝王。另一种情况是国家政治普遍地不修明，政治家只有用政客的手段才能取得权力，但不是最高权
力。这时区分政客和政治家就要看他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是否在不触怒上级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使自己的辖下的政治尽可能修明，而不是滥用权力贪污享乐或一门心思继续向上爬。如张之洞靠当时流行的谄媚和请托取得高位，但在湖广总督任上，全身心致力于中国的自强事业，把湖北治理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明珠和重工业基地，并使湖北免于八国联军的浩劫。辛亥革命在湖北首先发难并取得胜利，是和张之洞当初的努力分不开的。至于那些不惜触怒皇权拿身家性命做代价来改革蔽政实现社会理想的志士仁人，无疑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了。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政治家都是国家元首或高官显宦，政客则是低一点的官。其实，政客与政治家和官的大小没有必然关系，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实质是一个大政客；海瑞不过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却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有的人既使现阶段是布衣之身，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大政治家，只是时世没有给他机会而已。
并不是所有官场人物都可以区分为政客和政治家的，介于政客和政治家之间的是普通政务官，占从政人物的绝大多数。他们既没有政治家的超凡能力和德操胸襟，也不象政客那样阴险自私，唯利是图，而是国家必不可少的从事具体事物的官员。如果把政坛比作为一个交响乐团的话，政治家就是音乐指挥，政务官则是若干钢琴师、小提琴手等演奏者，政客则是那些滥竽充数的人物。在政治清明的治世，政务官和政治家比较接近；在纲常败坏的末世，政务官看上去更象政客，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时世使然，不向低水准看齐就会倒楣丢官。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体制是产生政客的极好温床，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政客只是局部现象，还未形成普遍性的社会势力，若干有能力的帝王和治世能臣又及时抵消了政客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客虽然为患一时社会还在向前发展。到了宋代以后，封建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