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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之后，国家归于皇家，中国人基本上已经无国可争，于是变为了争权，一切为了权力。这一点正是“窝里斗”陋习的最主要的成因。争权不像争国，完全可以普及到引车卖浆的最下层，人人参与。中国历史上，除去司马迁等少数良知未泯的思想家，绝大多数御用学者或名师硕儒都是在为权而布道，造成政酷民贪这一令人尴尬的现实。
第三部分第二十四章 春秋无义战
比起大一统皇权专制来，中国的封建制简直可以算是昙花一现。在公元前221年，就早早地夭折了。
究其原因，封建制与中国人好争好斗的性格不合，这恐怕算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天子之下的诸侯不能相安共处，非要有霸主高居于其他诸侯王之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诸侯割据（这是封建制最主要的特征，不割据不足以称其为封建制）的局面总是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
“春秋无义战”，是春秋战国几百年历史的经典性概括，准确而又切中要害。战争的惟一动机就是存在讨伐的对象。对他人权力的觊觎，常常使诸侯王们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对与自己不合的诸侯更是切齿之声，霍霍可闻，一日不讨伐，一日不安宁。讨伐需要名分，师出无名必为人耻笑，于是，各种各样的名分就出来了，有的让人哭笑不得。司马迁记叙了如下的故事：
（吴王僚）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吴太伯世家第一》只用些许笔墨，就把战争如同儿戏的事实揭示了出来。类似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太平常了。仅仅因为边邑吴楚两国的采桑女的争斗，引起了边邑长官的怒火，就发兵互相攻杀，酿成一场战争。这个故事至少对我们有两点启示：第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鸡零狗碎的小事皆可以成为攻伐的理由；第二，小小的边邑长官就有引发战事的权力，用不着请示，足见战争之频仍。
在中国几百年封建制的历史时期，诸侯之间因缁铢小事而大开杀戒的事情实在是不胜枚举。有为女人开战的，有为话不投机开战的，有听了说客的煽动开战的，有为一块玉石开战的，有为附和“天象”开战的，有为附和“谶语”开战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诸侯王们不适应和平的日子，不适应在统一的规则之下游戏，不适应共享同一片蓝天，不适应共存共荣。他们只习惯于一人居高而众人诺诺，只习惯于把天下的快乐集中于一人之手。巢车于是，杀啊，伐啊，争战啊，没完没了，直至只剩下一个国，一个君，一个声音。所以，可以断言，秦的大一统绝不仅仅是秦始皇个人的选择，那是中国人的选择，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宿命。
换个角度思考，也可以认为，春秋战国的几百年“百家争鸣”是一次浩大的社会“试验”，试一试中国人能不能在“分权”中生存，政治势力能不能和平共处，能不能由许多人共享权力资源，能不能避免权力与权威合一（从而导致可怕的独裁）。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
寻常史家往往认为：春秋无义战，而秦始皇大一统皇权建立之后的战争就属于“义战”了，为了瓦解腐败无能的专制王朝，必须发动战争，以新鲜血液取而代之。其实，这是儒家自娱娱人的一种妄说。大一统本身就意味死气沉沉，怎么能够断定，用一种“死气沉沉”替代另一种“死气沉沉”是“义”呢？
况且，在大一统专制统治下，“战争”已经化大为小，化整为零，已经变为看起来波澜不惊的“窝里斗”了。
第三部分第二十五章 伍子胥
春秋时代的吴国，乃龙蜷虎卧之地，孙武、伍子胥都是吴国名将，一位工于谋，一位工于略，掠地夺城，如履平地，立下千年伟业，让人神交在怀，时怀渴想。特别是伍子胥，提起他的大名，怎能不“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春秋时代，小国林立，然而人们并没有明确的守国爱国意识，“良禽择枝而栖”的做法是极为普遍的。身为楚国人的伍子胥就是为报父兄蒙冤被杀之仇，毅然决然地杖剑去国，投奔吴国，在吴国施展自己抱负的。
然而，伍子胥最关键的三次进谏都没有被吴王夫差接纳。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94年，吴王出动倾国之兵伐越，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句践带五千兵甲躲进会稽山，派文种向吴国太宰伯提出媾和，表示越国愿为吴国奴仆之国。吴王准备接受。伍子胥进谏：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太伯世家第一》夫差不听伍子胥的苦心规劝，反听了伯之言，与越国媾和，订立和平盟约后率兵回国。
第二次进谏发生在公元前489年。夫差欲北伐齐国，伍子胥进谏：
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太伯世家第一》吴王刚愎自用，坚持北上伐齐，贞刚弘毅的伍子胥怅然哑口不能言。结果吴国大败齐师于艾陵。第三次进谏发生在吴王伐齐之后，越王句践向夫差进贡厚礼。伍子胥嗅出了味道，对吴王说：
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商之以兴。
吴太伯世家第一》吴王以剑赐伍子胥死，子胥深感彩云易散，知音难觅，引颈就戮之前发出了铿锵之声：
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吴太伯世家第一》伍子胥制造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他心狠手辣，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他的进谏
话语是真实的，被他死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吴王夫差鉴这个悖论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同小可。
它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道德受到重创。道德的有效性受到质疑。道德伦理被从政治领
域剥离出来。道德不再涵盖一切领域，不能再适用于一切场合与一切人。一般领域的道德理念被用于政治领域，往往适得其反。道德的矮子也许恰恰是政治的巨人。这种混乱，对健康人格的形成，对统一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异于一道深沟高垒。
它的第二个严重后果是，使得尧、舜、禹的德政彻底地沦为了虚无缥缈的乌托邦，高高地笼罩在中国人的头顶上，再也不能给国人带来些许的实惠。真正能够实行的是“法术势”那套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权文化”成为中国人遗世独立的创造与敝帚自珍的遗产。它的第三个后果是，加剧了争权夺利的残酷性。不残酷不足以成功，这个教训所昭示的似乎是“真理”。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呢？！
第三部分第二十六章 管仲齐国出良相
从太公望吕尚，到管仲，都是重量级人物。管仲浮出水面，得益于齐桓公不拘一格地任用贤才。
公元前685年，齐君无知被杀于雍林。当时有两个人最有可能继位，一位是逃往鲁国的纠，由管仲辅佐；一位是逃往莒国的小白，由鲍叔辅佐。得到无知死的消息，这两个人同时归齐。路途上展开了明争暗斗。管仲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就势佯装身死，骗过管仲，管仲把小白“死”的消息报告给纠，纠大为放心，放慢了行进速度，六天才至齐国。而小白已经着了先鞭，被立为国君，是为齐桓公。
齐桓公本欲杀死管仲，鲍叔牙力谏，齐桓公才不计前嫌，重用了管仲，不想一念之差，成就了辉煌霸业。
管仲并非以计谋见长，而是在大略方策上胜人一筹。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国会盟柯地。即将盟誓前，鲁国的曹突然把匕首架到了齐桓公脖子上，要求齐国归还鲁国被占领的土地。直到齐王答应，曹才丢掉匕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齐桓公想杀死曹，被管仲及时制止，把曹三次战败丢失的土地如数归还给了鲁国。此举使得齐桓公的信誉大增，于公元前679年，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
公元前651年夏，诸侯会盟于葵邱，周襄王派宰孔赏赐齐桓公福肉、弓箭、车乘等，而且特许齐桓公不要下拜谢恩。齐桓公欲照做，管仲说，不可，于是齐桓公还是下拜接受了赏赐。同年秋季再次盟会时，齐桓公面带傲相，引起诸侯不满，结果晋君未来盟会。证明管仲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齐桓不听，吃了大亏。由于当时的四霸，只有齐国能够会盟诸侯，齐桓公掩饰不了骄纵之情。他口出狂言：
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齐太公世家第二》管仲行缓兵之计，阻止了齐桓公的泰山之行。
管仲留给齐桓公的最后遗产是用人之谏，他力谏桓公不要用易牙、开方、竖刀这三个人。齐桓公不听，结果齐国乱于此三人。
管仲像管仲的人格也是很高尚的。公元前648年，齐国派管仲去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