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唏嘘之余不禁要想：仅靠虚飘飘的伦理观念，能赋予“臣事君以忠”以普遍意义吗？换言之，仅仅靠儒家的说教与程婴、公孙杵臼们的示范，臣就能忠于君吗？答案是否定的。纵观中国三千年历史（封建制在内），君臣关系的主流始终是钩心斗角、阳四节龙凤玉佩奉阴违，充满杀气。真正的忠臣屈指可数。这是因为在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君臣制衡的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君臣协商议事的制度，更没有形成“万机决于公论”的传统。因此，臣对君阳奉阴违是极为普遍的，忠臣（或清官）只是个例，是一种难得的巧合。囿于历史局限，司马迁不可能认识到这一层次上的问题。作为史学家，他一般很自然地就事论事，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于个人或个案之中。对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个人、个案，总是追慕之情溢于言表，竭力予以褒扬或肯定。至于他所褒扬的个人或个案，具有或不具有普适性，能不能普遍推广，在社会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则考虑得很少，甚至根本未予考虑。当然，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历史”的范畴。将这一任务推给史学家有失公允，史学家把史实描述出来了，分析、归纳、演绎，这是社会学者的任务。
第五部分第四十二章 胡服骑射与移风易俗
赵国在武灵王的时候，因引进“胡服骑射”而日渐强大，终于成为令人瞩目的大国。春秋时代，诚心诚意地攻“他山之石”以为己用并获显著成功的，首推武灵王。武灵王是经过艰难的说服工作之后，才推行了“胡服骑射”的。武灵王有过如下的慷慨陈词：
……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骑射。
《史记·赵世家第十三》武灵王励精图治、求强求变的精神可嘉，他在赵国由弱变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可圈可点。然而，他的关于“胡服骑射”的论述却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按照武灵王所说，伏羲神农注重教化，不行诛罚；黄帝尧舜注重刑罚，却不失仁慈；夏、商、周各有法度。所以礼不必只有一种方式……
武灵王的主张并不是新鲜货色，是从“移风易俗”而来。殷周以降，中国人对礼法风俗的理解一直是偏于“变”而疏于“守”。像武灵王那样主张“变”的大有人在，而呼吁保守风俗者却少而又少。司马迁是赞扬武灵王的，然而武灵王的话是有问题的。
武灵王的上述言论，最大的毛病在于，他将礼法、制度与民风、民俗混为一谈了。即使就“风俗”而言，也绝对不能一概而论。风俗有可变的部分，也有不能轻易改变的部分，总的说，稳定是“风俗”的主要特质，“变”则是偶然发生的。如果本末倒置，动辄改易，就无民俗民风可言了。
以赵国的地理位置而言，学习胡人的文化，未可厚非，提倡“胡服骑射”也符合实际情况，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问题是，武灵王对民风民俗的认识大有问题，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错误《春秋》书影认识。正是由于错误认识的累积，使得中国成为民风民俗的贫乏国。一方面，中国历史久远；另一方面，中国的民风民俗缺乏历史的传承性，追溯其源，往往不过几十年历史。泱泱大国，却拿不出几样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精粹来。无论是服装、饮食、建筑，还是节日、婚丧、嫁娶，几乎清一色都是现代化的，难以寻找出传统的蛛丝马迹，就像假造的古董，处处表露出做作的瘢痕。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通过民风民俗证明自己的民族属性，很难寻找出民风民俗上的依据。这对于提高民族凝聚力是十分不利的，也使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具有如此悠久的文明史，世之罕见）的中国人尴尬万分。
酒经久而醇，民俗民风亦经久而醇。能够不动的尽量保持其原貌，才能保其醇朴的灵性。
第五部分第四十三章 司马迁对法家的态度法家是个迷宫
法家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讲“法术势”，讲帝王驭臣术、驭民术的；另一类是讲刑名之术的。司马迁钟情于后者而鄙夷前者。司马迁是个情感色彩浓厚的史家，绝不隐瞒自己的好恶。他把韩非与老庄并列，而不是把韩非与商君等放到一起，意味深长。在司马迁看来，商君是讲刑名之术的，与申不害、韩非不在同类，故不能统而论之。
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但却出了两个重量级“法术势”大家，精通驭臣之术。一个是申不害，另一个是韩非。显然，司马迁对这两个人物并不感兴趣，舍不得在他们身上多施笔墨。申不害理政的十多年，国泰民安，海不扬波，既无外侮，又无内乱，是韩国最有起色的一段金色时光。按说应该重彩浓墨，大书特书，然而司马迁的记述只有寥寥数字：八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史记·韩世家第十五》对申不害，司马迁采取了既忠于史实又不张扬的策略。挑剔的批评家亦无话可说。这并非疏忽，在《老子韩非列传》中，涉及申不害的文字也是屈指可数，看来司马迁是有意为之。因为中国的驭心术及其派生出来的种种策略，对臣僚与百姓意味着什么，司马迁心里有数。《韩非子》书影韩非并不比申不害强多少。尽管司马迁对韩非之死抱有同情，耿耿于怀，但在韩世家中，司马迁对韩非并未大事渲染，几乎是一带而过，记载韩非的文字同样是寥寥数字：
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
《史记·韩世家第十五》司马迁钦佩韩非横溢的才华，惋惜他的悲剧命运，所以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引用了他的《说难》。司马迁痛惜韩非虽在理论上深谙“说”之难，条分缕析，切中肯綮，然而最终还是逃脱不掉“难”。怎能不让同样才华横溢的司马迁惺惺惜惺惺。司马迁看重韩非的是其才，而非其权术思想。《说难》并不能代表韩非的主要思想，却能代表韩非的才华与命运。韩非的主要思想在于将“法术势”集于一体，上升到新的高度，形成独立而又完整的统术。显然，司马迁对此是不感兴趣的，只是把韩非与老庄并列，肯定其思想的哲学价值。在这里，司马迁的价值倾向纤毫不隐，跃然纸上。司马迁对法家所采取的低调姿态，不仅表现在篇幅设置上，而且表现在许多篇章的内容上。他所歌颂的，不少都是背法家之道而行的人———如尧、舜、禹、殷之三仁、程婴、公孙杵臼、叔齐、伯夷等。对于精谙权术、溜须钻营的人，司马迁往往嗤之以鼻。记得二三十年前，曾有人硬将司马迁归到“法家”之列，司马迁若地下有知，定会莫名其妙。
第五部分第四十四章 评司马迁《史记·魏世家第十四》篇末论赞
战国初期，魏国一度是最强的国家，至战国末期一衰再衰，终至不堪一击。其故何也？司马迁在《魏世家第十四》的篇末论赞中，仰天追心，感慨万端，亮出了自己的看法：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记·魏世家第十四》司马迁之哀婉，并非仅仅针对魏国，也适用于燕国等其他被秦灭亡的国家。此论历来为史家所诟病，有人认为司马迁激奋之极，故作此语。实际上无须为司马迁辩护，这短短数语，恰恰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与社会发展观。许多批评司马迁的人，历史观并未脱离司马迁之窠臼。
无论对司马迁的论赞作“庄”的理解抑或作“谐”的理解，都是站不住脚的。六国为秦所灭，首要原因既非六国的政治不够修明，没有惟才是用，也非“天方令秦平海内”。
六国亡于秦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不存在诸侯国和平共处的社会土壤与共同协商的政治氛围（这一点与西方大相径庭，欧洲的诸侯国在大多数时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春秋百国、战国七雄，非问罪即杀戮，非攻城即征伐，不曾有一日安宁。杀来伐去，最终势必弱肉强食，归于一统。即使秦不消灭六国，也一定有一强者充当这一角色。不仅强国有强烈的争斗意识，弱国同样有争斗意识。六国“合纵”期间仍然纷争不停，一日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合纵”。从未有人认真想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哀民生之多艰”之类比战争重要得多的事情。即使贤明的君王，也是三月不战则病，一定要找个借口释放一下多余的能量。执是之故，春秋战国期间，为缁铢小事大动干戈的事情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