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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女人是政治制度与规则的瓦解剂，由于女人———特别是女强人———的存在，使得政治变得混沌暧昧起来。没有一个王朝嘴上不说“严禁后宫干预政治”的，也没有一个王朝的后宫不干预政治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在男人与女人这样两个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王朝葬送女人之手，既正常又合乎逻辑。
如果把“女人祸水论”理解为女人之间的政治争斗更不规范，更多地使用惯例之外的手段，更难以让全体朝臣参与的话，“女人祸水”之说确实是成立的。它意味着存在一种暧昧的、隐蔽的、无迹可寻的、难以规范的政治势力，不知这股势力何时兴风作浪。这本身就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汉王朝丧于宦官十常侍作乱，十常侍与何进各有一位太后靠山，实际上是外戚与外戚之
间的内讧。耗来耗去，把汉的气数耗尽了。唐的衰败起于杨玉环得势，杨国忠专权，导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便一蹶不振了。
李自成得江山，旋即得而复失，主要原因是李的部下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姬，激怒吴三桂，导致他引狼入室。
满清之覆灭在于西太后专权，打乱了规矩礼法，破坏了游戏规则，游戏无以为继。……女人，能忽视吗？
第五部分第五十章 《史记》之真实性
《史记》之真实性，于卷五十可略见一斑。
司马迁写《史记》，恰值汉武帝执政。汉武帝是个骄横的帝王，刚愎自用，盛气凌人。
然而，却允许司马迁以春秋曲笔对汉高祖大不敬，揭露汉高祖小肚鸡肠、寻机报复的“前科”。司马迁写了，汉武帝居然没有删，在他眼皮底下通过了。这确实令人惊诧。这足以说明，汉武帝之专制，远未达到专制之极致。否则以下记叙绝不会漏网：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而王次兄仲于代。《史记·楚元王世家第二十》在帝王家族的传记中，作者如此大不敬，揭老祖宗的底，极尽挖苦讥讽之能事，既表现了司马迁的落落胸襟，也从侧面反映了皇帝（即使是汉武帝这样独断专行的皇帝）也有其开通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把人们的嘴堵死。“羹颉侯”之“颉”作“刮”义，实际上就是刮锅侯。就因为高祖落魄的时候，大嫂刮锅，以示无羹，高祖怀恨在心，当皇帝之后，将“羹颉侯”如此不雅的称谓赐予了大嫂的儿子信，信也只得无奈地接受。
这个故事本身是小事一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后来的帝王逐渐失去了汉武帝的宽容大度。换一个帝王，“羹颉侯”式的写实的史实记录，早就被文网捕获了，杀头，灭九族，未可知。秦朝例外，自汉朝起，“民主”与自由度由强而弱，不是递增，而是递减，有逆文明发展规律，这是一个言之令人汗颜又不能不承认的现实。中国的政治，汉至唐宋，还是比较开明的，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元、明、清以降，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只有元朝比其后的明、清更专制，是个例外），至清末，已经远不如汉唐的民主因素多了。
我们可以从文字狱的视角考察“文明倒退”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按理“羹颉侯”应在文字狱的网罗之列，然而司马迁却得以幸免，实在万幸。若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就大兴文字狱，《史记》就不会有今日之面貌了。文字狱肇始于北宋苏轼的乌台诗案，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因一篇文章而被定成死罪，因一西汉·彩绘陶乐舞杂技俑句话被流放或监禁。
形成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秦始皇的过度的“严”导致了汉朝相对的宽。而由“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又逼迫统治者不得不一点点把口袋扎紧，最终形成“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高压政策。大一统皇权专制面临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统治过于苛严，“水”可以覆舟；统治过于宽松，“水”亦可以覆舟。统治的尺度在“苛严”与“宽松”之间，似“宽”实严，“严”而不过。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掌握这样的尺度，又何其难也。所以，大一统皇权专制平稳的时候少，多数场合处于危机之中，这是由这一体制自身的封闭性决定的。
第六部分第五十一章 关于汉高祖封王
“封王”是西汉王朝建立之后最显眼的政治现象。同姓王与异姓王之争又是汉朝初期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汉高祖之所以封刘姓王，是为了“汉矫秦制，树屏百强”。也就是说，秦始皇无情无义，对功臣非但不封王，而且大肆诛杀。汉要吸取这一教训，要让皇恩浩荡，帝祚永延。
其实这仅仅是皮相。仅作如是观是远远不够的。从历史大势看，汉高祖之封王乃秦始皇改制之反拨。
话得从秦始皇改制说起。寻常史家认为秦始皇施行郡县制是一种历史进步，实际上，仅从政治体制角度看，郡县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是从封建制蜕变为大一统皇权专制。
大一统皇权专制铁桶一般，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把滋生民主的缝隙基本给堵塞了，把通向民主的路基本上给堵死了。这种体制几乎失去了与体制之外的联系，政治完全在体制内运转。结果是千年如同一年，社会没有任何发展与进步。考察西方比较先进的封建制，情况迥然不同，西方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在一点点积累，市民的力量在一点点扩张，自治因素在一点点形成。遇到合适的机会，便嬗变为资本主义。
大一统皇权专制比封建制离资本主义更远，因为在大一统皇权专制中很少产生资本主义萌芽。
无论汉高祖自己是如何想的，他的封王之举，至少在客观上是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至于结果，完全是另一回事。封王之失败，必须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宗教、地理环境、国民性等诸多方面寻找原因。中国这片国土不适应封建制，绝非汉高祖可以改变得了的。
在中国，自治的势力永远不能很好地珍惜自治的机会与权利。总是觊觎本不该觊觎的利益，逼迫中央收回自治的成命，最终使自治化为泡影，复归高度集权。这样的情形实在是太多了。大一统皇权专制不允许丝毫的“分权”，不允许地方有任何自管、自辖、自治之举。
刘姓王中，刘泽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他只是在平息陈略有小功，便施诡计被吕后封为琅邪王。作为代价，他在诸臣中散布封诸吕为王的舆论，以迎合吕后的私欲。吕后一死，他诛杀吕家兄弟，当他得知汉军屯兵荥阳，他又退兵自保。之后又赶回长安拥立代王为天子。投机相暴露无遗。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投机分子，享受到了三代为王的荣誉。所以司马迁也愤愤不平：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刘贾虽属疏，然以策为王，填淮江之间。刘泽之王，权激吕氏，然刘泽卒，南面称孤者三世。事发相重，岂不为伟乎！
《史记·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封一个王，多一个野心家，多一份权争，这样的封王，无论如何也起不到自治与分权的作用。即使坚持封下去，也实现不了真正的封建制。
第六部分第五十二章 汉高祖与萧何
———皇帝与相国的关系范式
读史以知兴替。读《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二》，知皇帝与相国微妙关系，不可不读也。
中国大一统皇权专制王朝中人主与相国的关系范式，是在汉高祖的时候被确立起来的。汉高祖与萧何的关系，对其后历代王朝一直产生着巨大影响。这一范式由以下内容构成：皇帝用人，以权术势控制政治大局，相国用事，在经济、法度、战事等各方面为皇帝效力；
从人才角度看，皇帝多为二三流人才（刘邦再精明，充其量只能算二流人才），相国多为一流人才（萧何是没有争议的一流人才）；皇帝的心思主要用于防止相国或其他大臣谋反，几乎无有例外，相国的心思主要用于谋国事，真想僭越谋反的属于极少数；萧何像皇帝对相国是时信时疑、时敬时慢，反过来，相国对皇帝一般是始终如一，有反骨的不论，多数是愚忠不改；英明的皇帝少而又少，精明的相国屡见不鲜；以现代政治标准考察，萧何精通法律，善于调度钱粮（有经济头脑），善于谋断，是政治家竞选的有力争夺者。但在传统的皇争夺中，萧何的长处是发挥不出来的，只能择枝而栖，居人之下，相当一部分才能被埋没。此乃传统政治不合理之一。皇帝与相国，一个是权力决策的最高中枢，一个是权力执行与落实的行政部门，只有通力配合，才可能使政治修明，百姓乐业。但实际上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历史上只有少数皇帝能够与相国配合得辐辏溶融。就是这些配合得好的，也逃脱不了汉高祖所创造的范式，留下鲜明的窠臼。
萧何当上相国之后，发生过这样一件奇事：
公元前195年，黥布谋反。刘邦带兵征讨。出征期间，刘邦不放心萧何，数次派人打探京城的相国都在做些什么。萧相国并未有不当之举，他变卖家财，支援前方战事。可是就在此时，一位门客劝告萧何说：“您的灾祸不远了！您功劳盖世，位居相国，绝无再受加封之理。您入关十多年了，民心归附，至今您还是一如既往，认真做事，皇上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