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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走上了连横之路。他们同是鬼谷子的学生，站在不同的政治阵线上，却并不对立，一切都为了扬名立业，为此而不择手段。
所以，司马迁鄙夷地说他们“此二人真倾危之士哉”。
中国若是选择地方分权与自制的封建制，早在最初的诸侯国并立的时候，就应该订立规则，共同遵守，和平共处。到已经互相倾轧，只剩下七个诸侯国的时候再“合纵”，为时晚矣。权力潜规则第六十四章白起坑杀降卒白起是中国历史上战绩最丰的战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攻城掠地，无计其数，为秦始皇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白起之残忍，也少有能与之比肩者。白起与赵括之间的战争最为有名：
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列传第十三》白起竟然残酷地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之众！真是杀人不眨眼。读这段历史，如吞苍蝇，如吃黄连，万箭钻心。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为耻辱的一页，是一个最为恶劣的先例与最不可饶恕的罪愆，这一恶行使战争完全摆脱了最起码的人道之束缚，使战争成为脱缰之野马，成为无规则之游戏。战争中可以随意屠戮，为赢得战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生命不过是战争的一个小小筹码，其存其亡，听从于战争主宰者的意志。
这样，战争就可以高踞于人类一切文明与契约之上，无所顾忌，肆意胡为。长平之战示意图早在白起与赵括战争之前，“不杀降卒”就已经成为兵家的共识与定规，被广泛地执行。尽量少行屠戮，是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点甚至在世界上也是通行的。战争中，只杀具有作战能力的敌人，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通则。否则，战争随时有可能扩大为漫无边际的杀戮与毁灭。周武王就是依靠执行包括“不杀降卒”在内的种种仁义政策笼络人心，以三千士兵而摧城拔寨，彻底结束了殷纣统治的。周武王非但不杀降卒，而且“优待俘虏”，视原来的阶级而加以任用，有的甚至封为诸侯王。一俟敌对方的武装被完全彻底地消灭或瓦解，杀人及其他破坏活动即告结束。
白起打破了这一战争通则，把战争变为了随心所欲的大屠杀、大破坏、大毁灭。战争因此而由手段变为目的，成为难以控制的潘多拉魔盒。其罪孽深重，无以言喻，所以白起被赐死之前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大批坑杀降卒始于白起，其后效法者络绎不绝。西楚霸王就坑了章邯降卒20万。再往后，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都是杀人而心不跳的魔王，动辄无端杀人数万、数十万。在战争中慑于杀人的被讥讽为“妇人之仁”，加以诟病。一旦战争变成杀人比赛，就脱离了夺城掠地、争王争霸的本意了。
第七部分第六十五章 孟 子
孟子在《史记》中只占不到半篇列传，与孔子占一整篇《世家》形成很强烈的反差。而且论赞中对孟子的评价也与对孔子的评价相去天渊。司马迁是这样评价孟子的：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司马迁对孟子的赞叹，恰恰是孟子的短拙，而非闪光点。
孟子对“利”的憎恶过于偏激了，简直把现实中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利”贬得一钱不值。孟子说：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孟子说反了，应该说：“……不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利是人的行为的最稳固之基础，无利，不足以推动社会前进，不足以调动人的进取心，不足以赋予人生以趣味性。利本身无罪可伐，有罪的是由“利”引起的贪欲与邪念。邪由利起，但不应该归罪于利，就像溺水而亡，罪责并不一定在水，而是另有所在。孟子没有认清这一点，到处宣讲置“利”于不顾的空中楼阁式的“仁义”，当然要处处碰壁，受不到君王们的青睐了。
彩绘鹿鼓然而，孟子也有其伟大之处。孟子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这个主张远远地高于孔子的所有政治主张。关于这一点，《史记》没怎么涉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或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没有实际意义。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民贵君轻思想在欧美是相当普及的，可以说是现代民主政治之基础。以欧洲而论，“民贵”表现为“市民”的自治意识极其强烈，“文艺复兴”就是建立在市民基础之上的。孟子的伐放昏君的思想也是极有见地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没有得到实现（皇帝最多下“罪己诏”自我处罚），但这并不说明这一思想不具有现实意义。与中国近邻的日本受孟子这一思想的影响，就不止一次地伐放过昏聩或残暴的天皇。在日本的政治中，伐放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调节机制。
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闪烁着民主主义火花，也是极有价值的。孟子的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几乎就是现代政治中君臣关系的典范。可惜，这一思想被董仲舒彻头彻尾地歪曲了。
……仅从政治学考察，孟子的价值绝不亚于孔子。然而，司马迁却没有给他以足够重视，不能不说这是个遗憾。
第七部分第六十六章 战国四公子
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司马迁为他们每人各开设一篇列传，而孟子、老子、荀子等都未能享此殊荣，墨子只是一带而过。看来，司马迁着重跟踪政治人物（他笔下的孔子也是个政治人物），而对文化人重视不够。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秦以后，官学彻底合一了，职业的“文化人”寥若晨星。
对战国四公子，不能简单地以“重视人才”四字誉之。
孟尝君的食客，未见有真才实学的。孟尝君流落秦国遇险，先是一食客装扮成狗盗取白狐皮裘献给秦王宠妾，由秦王宠妾说情放了孟尝君。出关时又由另一食客装鸡叫，赚开了城门，得以逃脱。“狗盗鸡鸣”之辈救了孟尝君性命。
冯有些智谋，养冯这样的谋士三五人也就足够了，何以要三千乌合之众？孟尝君养士，非出于爱才，乃癖好也。他之食客，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十不过一二，其余皆是为满足主人癖好而存在的。孟尝君对其食客尚好，对一般人却不乏残忍：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史记·孟尝君列传第十五》就因为人家谈论孟尝君是个矮个子，一怒之下竟然“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灭绝人性，以至于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怪不得，有六万多家“奸人”搬迁至孟尝君受封的薛地。赵平原君与孟尝君大同小异，也是个养食客多而并不能鉴别贤良的人。齐之冯三次弹铗悲歌，方才引起孟尝君的注意。赵之毛遂，是靠自荐才得以“脱颍而出”，为平原君所用，逼迫楚王订立了合纵盟约。冯与毛遂，皆为己出，而非伯乐之猎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讽刺。
司马迁说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一语中的。平原君之养食客，与尊重人才、使用人才、惟才是举几乎无涉。一个跛子与平原君住对面，一天，这个跛子被平原君的一个爱妾看见，受到她的耻笑。跛子找上门来向平原君抗议，要求平原君杀死爱妾。平原君没有照办，一年之后，门客散去大半。平原君纳闷，有门客告诉他，大家离您而去，是因为您爱美女而不“克黄”鼎爱门客。平原君恍然大悟，立即将爱妾斩首，门客又陆陆续续地回来了。这与孟尝君滥杀赵国百姓简直如出一辙。以下的故事足以说明信陵君门客的克尽职守：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史记·魏公子列传第十七》信陵君的耳目之多之灵，由上可见一斑。信陵君是战国四公子中最有真才实学的一位，但即使如此，信陵君的养士也是利弊参半，不可评价过高。战国养士，开了人才私用之先河。门客固然能够聚拢人才，但人才也因此被分为门派，从而加重了窝里斗，使得朝廷再难有宁日。某某是某某的人，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难以治愈的痼疾。
春申君把人才视为特殊财富，别人聚珠宝，他“招致宾客，以相倾夺”，示以清高脱俗。春申君让门客“蹑珠履”，充分暴露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