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能以“法制”与“人治”对应，而不能以“法治”与“人治”对应。法制与法治，一字之差，当有天渊之别。
总的说，司马迁的政治倾向，偏重于“人治”。以今天的观点看，可以鄙夷之；以当时的观点看，却不失为一种进步主张。司马迁的“人治”思想表现在酷吏一篇的开首段落：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法制强调法律法令，
人治强调道德伦理。治理社会无非就这两件武器，非此即彼，不会出现第三种办法。
孔子是“人治”思想的集大成者，所以司马迁对其推崇备至。加之孔子学富识远，为司马迁所钦佩故，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最多的文献就是孔子的《论语》。
司马迁认为国家兴亡强弱，主要在于帝王的宽厚，而不在于刑法的严酷，与孔子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的论调恰成师承。西汉彩绘三鱼耳杯中国历史上，道德与法律是个永恒的辩题，并分出儒家（主张倚重道德）与法家（主张倚重法律）两大派。一般认为标准的帝王是儒法兼并，互为内外表里。
就是今日，这个辩题仍具有一定生命力，不时成为学者笔战的缘由。
把道德与法律作为工整的对偶范畴，争来论去，实在是一个大谬误，大悲哀，大不幸。
道德与法律是并列的，各有所长，这没有问题。但现代社会并不是“法制社会”，而是“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最突出的一点是，以法的形式确立国家主体在民，而不在君或政府首脑，更不在执法者。
主体在民，为宪法等大法所规制，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治理者与主体民的关系为契约委托关系。一般情况下，主体在民表明的是：人民并不是与一个强力独裁者签订契约，而是将权力分解为互不牵扯的若干部分（最常见的是分为三部分，三权分立），分别签订契约。如此，就把国家的治理权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了。
在契约委托的政治体制下，道德扮演什么角色呢？
道德是政治的润滑剂。将其涂抹在各个关节处，政治就能顺畅地运行。没有了它政治涩滞难行。
但这里所说的道德，并不像孔子或司马迁所理解的那样，也不是指帝王的“宽厚”，当然更不是指民的“顺从”。现代政治中道德的概念指的是遵从契约与遵从共识。道德，不以一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代表公意。由于道德天然地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用强迫，人们自然会箪食壶浆地欢迎它的莅临。
第九部分第八十九章 谏
秦以来，中国大一统皇权之下，第一忠臣，第一谏臣，第一硬骨头大臣，非汲黯莫属。
司马迁把汲黯的篇章安排在循吏与酷吏之间，别有用心，意在羞臊那些酷吏，收到奇效。司马迁对汲黯倾注了满腔热情，讴歌他的铮铮铁骨的死谏精神与刚直不阿的高尚品德。谏，看谏谁，怎么谏。谏汉武帝，而且是面对众臣，针砭其失，不留情面，实在是太难了。汲黯做到了，而且最终死于病老，而非诛杀，这又是难上加难。汲黯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但凡敢于死谏的都是刚直之人。汲黯见到炙手可热的田与张汤，不行大礼，只施以拱手礼，足见气节。
但凡死谏的都只认死理，而不顾及其他。汲黯先斩后奏，动彩绘鹤纹用官府库粮以赈济贫民，那是要以脑袋作抵押的。
但凡敢于死谏的都不怕死，为谏不惜死。汉武帝要杀无辜的长安县令，汲黯站出来说，应该杀我！帝王面前无戏言。这是何等勇气！但凡敢于死谏的都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汉武帝多次委派汲黯做地方官，都被汲黯坚辞，理由很简单：官职太卑微，不足以做大事情。
弄得汉武帝没有办法，只得给他大官做。但凡敢于死谏的都必须把私利丢在一边。汲黯终生未谋私利。……汲黯的闪光点在于他对“臣”与“谏”的理解。当众臣议论他“甚矣，汲黯之憨也！”的时候，他回答道：
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史记·汲郑列传第六十》千古高论！高就高在道出了皇权政体的底细：表面上设置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实际上其主要作用不过是为帝王歌功颂德。又何必要仅仅为了歌功颂德而如此耗费呢？三两人足矣！显然，汲黯以混迹于“吹喇叭、抬轿子”之列为耻辱，以尸位素餐为罪孽。他活一天就要谏一天，谏得汉武帝也不耐烦了，几次欲惩治他，甚至起过杀心，然而终未实施。因为汉武帝比谁都清醒：朝廷需要这样一个唱反调的人。汉武帝容忍汲黯，也算是英明吧。容忍对自己统治有利却总让自己难堪的人，也是很难的，所以汉武帝还算有几分英明。
汲黯数次脱离劫难，最后寿终正寝，算是侥幸，因为汲黯之后，很少有帝王能够开明到汉武帝的程度，给死谏者搭建那么硕大而又华丽的舞台，让他在上面蹦蹦跳跳。
至于后世根本就没出几位死谏者，几乎可以说从汲黯至方孝孺，荦荦大者也就是汲黯与方孝孺———这恐怕是司马迁始料不及的。
第九部分第九十章 西汉儒学勃兴的先天不足
儒学勃兴于西汉，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汉前期，诸侯王造反的事情此起彼伏，朝廷缺乏掌控中央集权的有效手段，亟需寻求理论支持。光靠黄老之学，容易放纵；光靠刑名之学，怨声载道；从根本上放弃学术又无所依恃，更其危险。
从务虚的视角看，凡专制体制都需要将学术定为一尊，建立学术的宗教殿堂，而现代民主政治则以学术自由为宗旨。西方中世纪封建制尚且需要理论支持（依恃的是神权至上主义理论），何况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体制，不按照统一的理论体系立规矩、定方圆，人们各自为政，自由言说，专制统治何以能够持久。对此，汉武帝心知肚明，最后下决心“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务实的视角看，西汉初期出现了不少大儒，其中有的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可以随时为帝王所用。有“供”有“求”，一拍即合。
司马迁开《儒林列传》，列举五位硕学鸿儒，昭彰其事迹。其中重点写了公孙弘、辕固生与董仲舒。
最早鼓吹儒学的两个人———田与公孙弘，都不是温文尔雅的儒生，而是张牙舞爪的宵小。
汉文帝虽略用儒生，然而他喜爱的是刑名之学；汉景帝完全不喜欢儒学，窦太后喜欢道家思想。直到汉武帝，情况才发生转机。
武安侯丞相田是儒学最初的倡导者。就是这位横行于朝野的政治巨擘，却首先提议废弃黄老之学、刑名之学，倾心于儒学，他延请数百名治经学的儒生入朝为官。公孙弘脱颍而出，因为精通《春秋》，从一介布衣而位列三公，被封为平津侯，成为天下儒生效法的对象。
田精于权术，公孙弘同样伺候帝王游刃有余。公孙弘终于在皇帝面前得到陈述自己主张的机会。
公孙弘的奏章很长，要点有两个：一个是开办教育，推广儒学；另一个是通过考试遴选贤良，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就可以补充文学掌故的缺官，做到“学而优则仕”。皇上“准奏”。从此，朝廷中的儒生逐渐多了起来，儒学勃兴自此开始。儒学之“儒”本有儒雅之意，田、公孙弘却都是品质低劣、唯利是图之辈。儒学始祖孔子、孟子、荀子皆正人君子，举止有度，至田、公孙弘辈则媸颜陋质，曲意逢迎，其传人如何，可想而知。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一也。
众所周知，儒学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是承认皇权姓氏更替的合理性，条件是君昏臣贪，无法正常运转。此时得道者可取而代之，不为谋反篡逆。相反，朝廷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皇权，否则被视为大逆不道。
尽管任何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都不承认这个规矩，但这个规矩仍在约定俗成地起作用。
为什么说这是儒家的一个政治主张呢？因为自孔子始儒家就推崇文王、武王、周公。而文王、武王、周公恰恰是推翻殷纣的英雄。歌颂文王、武王，就等于承认周取代殷的合法性，正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殊不知，汤武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悖论。司马迁形象地描述了这个悖论产生时的情景：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