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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在那里说着什么话。好像大意就是要他们还是复婚为好，为了孩子，必须要互相体谅什么的。屋里很乱，但也不错，这样我可以借机不和李秀英说话，我和她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话。
负责审理我们案子的法官出来。他问我们双方意见，李秀英是原告，她先说。后来我知道，以后的所有程序，都是要由原告先说的。李秀英说出了离婚的理由，主要是我打她，还有我家对她不公平，她也不知从哪学来的词儿，说我们俩之间存在着“家庭暴力”，她举例说我曾打过她两次，并要求验伤。法官简单地看了看她的伤情，说这点伤不用验。
又转过来问我，我说我不愿意离，不是为了李秀英，是为了孩子。我们的孩子明年该上小学了，我不能让她一上学就是一个单亲儿童。我说明不想离的理由，并说自己可以保证以后不再打人，凡事忍为高和为贵。法官又问李秀英，她脸上有些迟疑，回头看她三姐，她三姐这次没跟着捣乱，说你看着办吧。
李秀英坐在那想了一会儿，突然咬了咬牙，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对法官说，我还是要离。
开头是错，结尾也是错第28节 一场令人心痛的胜仗（1）
我一直认为，其实我虽然和李秀英还有她的家人闹得那么僵，但是并不是没有一点回缓余地的。为了孩子，至少我还能忍受回到从前的日子，但是李秀英这一咬牙，所有的一切都断了。
原告不松口，法官就决定法庭调解。法官告诉我们，这种调解属于庭审的范畴，他给我们双方半个月的准备时间，在庭上提起诉讼。讼状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庭审也分为两种，公开和不公开的，公开的可以允许别人旁听，不公开的则不能。他要我们从中选择。我选择了书面申诉，不公开审理。
这半个月的时间，孩子送到我妈那里，我则开始疯狂地找寻各种婚姻法的材料。我要搞清我如何利用这个法进行申诉，在那时，我还抱着希望，我要利用法庭上的书面申诉，把我已经濒临灭亡的婚姻挽救回来。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李秀英，只是为了我的孩子，妞儿。我不能让她，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长大。
半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们去法院那天，是十二月十六日，前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雪，第二天起来，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雪，我送妞儿去托儿所，她在托儿所门口回头冲我一笑，说：“爸爸，晚上和妈妈一起堆雪人吧。”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就要流下来了，我把头转过去，不愿让女儿看见我掉眼泪。我可怜的女儿，她不知道过了今天，她就成为一个破碎家庭的牺牲品了。
法院上，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没来，这一点他们出人意料地达成了默契。李秀英和她三姐出席了。按道理，这种不公开的审理是不应该有当事人以外的人参加的。李秀英她三姐是作为委托辩护人的身份出现的。李秀英作为原告先提出申诉，她申诉的理由是我自结婚以来，我们的感情淡漠，没有家庭温暖，而我经常打她，没有安全保障。看得出来，她也精心准备了，那陈诉词可能是找人写的，写的还挺有条理。李秀英陈诉了有五分钟，她最后提出我们已经无法共同生活，要求离婚。
轮到我陈诉了。我拿出早就写好的书面材料，进行陈诉，这份材料不长，有三千多字，我在里面逐一对李秀英提出的观点进行反驳，对我们的婚后的生活状态做出了总结，并详细地说明了我们之间发生争吵甚至动手打架的来龙去脉。最后我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同意离婚。
法官等我们各种陈诉完了，正要履行调解的步骤。我举手说：“法官，我还有一个请求。在陈诉状之外，我还要宣读一个材料。那就是给我妻子的一封信，希望你能让我在庭上宣读。因为这样是会对调解有利的。”
我这一出把大家都搞糊涂了。特别是李秀英，她不知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法官尽管不知我有什么动机，但是他比较通情达理，认为既然对调解有利，允许我在法庭上宣读。
我拿出了这封信。前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写下了这封五千字的信，今天把它拿出来，我的眼前浮现的是我女儿天真可爱的脸庞，还有我那身体日渐衰老虚弱的双亲，我打开这封信，有一阵子心情紧张，双眼模糊，我的婚姻能不能留住，全靠它了。我开始念信，声音有些喑哑和颤抖。
时至今日，这封在法庭上念了三十分钟的长信，我已经不想再提起它的详细内容。我在信中，回顾了我和李秀英婚姻生活中的实质关系：我们出生在不一样的家庭，我们受着不同的教育。而我们之间对婚姻的理解与认识有着本质的分歧。我在写这封信时，其实心中已经不再有仇恨，我只是想唤醒我曾经的妻子，你只记住了我们之间的恨，却忘了我对你的好。在产房门前我也曾焦急地等待，并因为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而流下眼泪；你生病的时候，我也曾深更半夜地满大街打车为你买药……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不敢想像的是一个残缺的家庭会对她有什么影响。我在信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描写我对孩子的忧虑，在信的结尾，我写下了这样的话：
“秀英，我的妻子，当你看见女儿天真的面孔被泪花铺满时，还有什么仇与恨，可以比女儿的幸福更加重要？我们之间，到底有多少的问题，可以以埋葬女儿的幸福为代价来解决？秀英，我真诚地呼唤你，回来吧，女儿的两只手，只有与我们的两只手牵在一起时，她才有一个灿烂而美好的明天。”
这封信念完后，法庭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我看见法官的眼圈有点红了。这个严肃的中年人什么话也没有说，而我妻子李秀英，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我知道，这封信起到作用了。
法官把我叫过去，很严肃但也很温情地说，你放心吧，小伙子，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调解。你该让步的地方要让步，我相信你妻子也不是没感情的人，但是你要相信我，就要听我的。
我很感激，自然满口称是。
调解进行了两个小时三十分钟。法官先讲了二十多分钟，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并保证我们要是离婚了不会找到比对方更合适的人，至少对孩子来说是这样的。李秀英听着法官的话，似乎有些动心，后来法官给我们一些时间考虑，她出去找她三姐商量，一会儿回来了，说不离也行，但要我答应她两个条件。
我见有希望了，就说，你说吧，只要是合理的我都答应你。李秀英提出来了：第一个条件是以后家里的财权要由她掌握，所有的存折和现金都要归她保管。
我知道她提出的这个要求一定是经过她三姐的授意。好，她喜欢钱，就给了她吧。我同意，没意见。
李秀英又提出了第二个条件：以后什么事要以他们家为主，比如发东西发年货，要把好的给他们家。还有，就是我妈给我弟弟四万块钱结婚费，而我结婚的时候只给了三万，要我妈再拿出一万把这个缺口补上。
我听到这第二个要求简直震惊了。天底下还有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请求。这是做什么？这是交易，还是在趁机勒索？我一拍桌子，腾地站起，说：不可能，这不是谈条件，这是敲诈！
开头是错，结尾也是错第29节 一场令人心痛的胜仗（2）
于是僵局就这样出现了。而李秀英死也不肯松这个口。两个多小时的调解，法官尽力了，寒冬腊月的天，他的头上汗珠子往下淌，连着喝干了两暖壶水，但是我们的婚依然是非离不可了。我们，对彼此都绝望了。
调解无效，法庭判决，离婚申诉批准。接下来，就是对子女财产的划分，曾经连成一体的东西，如今要硬生生地分开了。
在来之前，我们双方其实都已下定了决心，孩子要跟着自己。李秀英作为原告，按程序先说，她举出很多理由，但中心只有一个，女儿应该跟着母亲，这是符合人情常理的。
其他的她说不出什么，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做出什么准备。
她说完我提出申诉，我用半个月时间看了无数有关婚姻法的材料，这时派上用场了。
我先举出根据一九九三年我国颁布的婚姻法，按照每条法规都有配套的司法解释的原则，我在相关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中，找到了这样的一条：父母离异后，孩子应判的标准之一，是最好不改变其生存习惯。我举出例子，我女儿五岁，其中有三年时间是在我家长大的，而与我家相比，女方环境并不好，其中有几个因素，一是家里人口较多，孩子也多，无法保障我的孩子会适应那里的环境；另一个是有关收入问题，我的收入水平在两家人中间是最高的，而我能保证女儿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女方的家做不到我这样好。良好环境和高额收入，决定了我是更合适的监护人。
不知是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起了作用，还是我在法庭上念的信起了作用，法官似乎倾向于我这一边，但他还是认真地对我们的收入进行了核查，最后判决，女儿由我带。按要求，李秀英每月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作为抚养费。
我的眼中一片模糊。我知道，在孩子的监护权的较量中，我赢了。
接下来是财产问题，经过几轮的调解和申辩，我和李秀英都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心力交瘁，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与体力去纠缠这个问题。按规定，双方婚后财产要按各自一半分配，房子则由法院指派房地产评估师估价，也可自己协议评估。我们没有找法院的人，自己估价了房子，并将所有存折对等平分，婚后共同买的东西也折了价，我最后一次性付给李秀英四万七千元，财产分配环节也就结束了。
经过法庭五个小时的调解和宣判，我和李秀英的婚姻关系画上了句号。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