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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通讯社存在的理由。说服大家成立联合体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1＋1》2，这是从报道的角度来说；从费用的角度说，就是1＋1 采访者：到目前为止，你最成功的策划案例是哪个？
王林：就团体而言，我觉得最符合现代操作的是申奥，从个人角度来说是阿富汗。有人说成就一个战地记者，需要三次战争采访，原来我不理解，当我走第四次的时候（前三次为车臣、东帝汶、南斯拉夫），我就真正悟到了做一个战地记者所需要的各种经验，我可能以后不会再去，但我的经验可以指导我们的年轻记者，我敢说五年之内不会有人超过我。
采访者：你认为国际新闻后，继续走向市场化是什么新闻？
王林：政治。现在应该上的是评论，是新闻评论，评论在今年或明年会成为热点。然后就应该是本市新闻的细化竞争。主要是指区域上的，就像《人民日报》有华东版、华南版一样，本市新闻也会有东部新闻、西部新闻等等。也就是让报纸最大限度贴近读者的家门口，越贴近的时候，报纸的特征就越明显。这种东西，网络、电视、广播都很难做到，而报纸就可以。这就需要给报纸一个新的定位。美国的报纸现在就是这样。
采访者：你认为中国的报纸会按美国的方向走吗？
王林：中国内地的传媒只会跟两个国家对话，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罗斯。这三个国家都是大国和强国的视野，他们的国民在看世界时很容易形成本国视角，按自己的文化解读新闻，所以很容易跟他们交流。一些小的国家，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地方，他们也很难想像一份报纸发六十万份是什么感觉。为什么国际新闻会在北京有卖点？因为读者关注，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国家会成为强国，是我们人民决定了我们的报纸的形式。
未来的新闻会向两头发展，一头会最大限度地贴近读者，另一头会向高端发展，这个高端，包括国际新闻、政治新闻等；而从形式上说，我认为是视觉，用视觉符号表达新闻和观点，未来的读者是看电视、看网站长大的，你必须在语境上跟他们靠近。
采访者：半年前，我们聊天时，你曾说如果你有钱会办《泰晤士报》，没钱会办《太阳报》，那么现在你是什么想法呢？如果你现在有机会，会做什么报纸？
王林：就是我刚才说的，向低端延伸的图片报，也就是有地域色彩的图片报，应是按居民住宅的权重来切割的。报纸的采编结构会有所改变，我会打破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分类，原来的记者是“跑口”的，以后大量的记者会采用区域切割的方式，也就是井田制。这是报纸未来生存的方式，因为就报纸来说，海量信息比不过网站，速度比不过短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权威也比不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因此，报纸的未来，首先在于低端延伸得足够，如果触角从内容到发行都能进入到社区这个层面，那就有成功的可能。
未来，人们居住的最基本的单位叫业主委员会，以前它是被报道者，以后它应该是信息的提供者。也可以再往下，更细，如果你采集信息的网络可以建到这样的级别，那么，今天可以做报纸，明天可以做网站，后天可以做电视，这就像北京的新闻通讯社了。总部领域是卖观点，再往下分，就卖信息，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有一种新闻叫“无中生有”，这种新闻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天天能干的事，更多能做的是“锦上添花”。确切地说不叫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而是叫前置性策划和后置性策划。
未来的新闻会向两头发展，一头会最大限度地贴近读者，另一头会向高端发展。这个高端，包括国际新闻、政治新闻等；而从形式上说，我认为是视觉，用视觉符号表达新闻和观点，未来的读者是看电视、看网站长大的，你必须在语境上跟他们靠近。
对新闻有着近于偏执的热爱，在国内率先提出都市报与国际新闻接轨的理念，并以所谓“小报”记者的身份冲到前南斯拉夫、东帝汶、阿富汗等国际新闻的最前沿。王林实践着《北京青年报》广告词：“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
王林，男，1968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西临川。1989年8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专业，获法学学士。1990年进入北京青年报社，历任记者、编辑、国内部副主任、新闻周刊副主任、《北京青年》周刊编辑部主任、《青年周末》副主任、新闻采访部主任、总编室副主任、要闻版主编。现任《法制晚报》执行总编辑。
见到王林已经接近晚上8点，他的眼睛有点浮肿，看上去睡眠不足，据他说，一年来没休息过一天，每天都是“中午当早晨”，晚上2点左右回家，作为《北京青年报》要闻版的主编，他所付出的辛苦的确令人钦佩。
整个采访过程中，王林显得自信而自豪，让人明显感觉他对新闻的热爱。在他看来，这个行业需要悟性，而他“对新闻的好奇心从来没有衰退”。当我们问他：“你能做一辈子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能！”
正是凭借这种对新闻的好奇和热爱，他在国际新闻领域赢得了同行的尊重。在战地采访时，为了拍到新闻照片，他和同事一起，去了外国记者不敢涉足的雷区，曾经与死亡只有半步之隔。因为有过与国际媒体平起平坐的经历，他对于中国新闻总体的崛起也就更加热衷。
为此，当他拿出那份自己策划的、有十几家都市报签名的雅典奥运采访联合体的协议时，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得意。他深信，这些在中国被称为“小报”的都市报有能力走向国际，深信中国报人的敏锐与外国报人相比毫不逊色，用他的话讲：“我们当初没做，是因为没有钱，而不是没有智慧，都市报当年都是小报，嗓门小，但我们使劲喊，也喊出声音来了。中国现在的声音小没关系，我们用力，我们知道怎么喊，怎么让别人来看，三五年，我们一定能有自己的声音。”
采访快结束时，他告诉我们《北京青年报》真的要办一份新的报纸，而他的“向低端延伸的图片报”的想法或许真的即将实现。就在本书即将出版时，他所说的这份报纸于2004年5月18日诞生了，它的名字就叫《法制晚报》。我们相信，王林会在新的天地继续让人眼睛一亮。
第三部分第40节 广告界的思想者（1）
广告界的思想者
访平成广告公司总经理吴晓波文/林旭阎育寒
采访者：一直以来，虽然你在圈中获得了相当好的口碑，但你本人和你的平成广告远没有你的广告作品出名。这与你从事的行业好像反差很大。
吴晓波：这一点在公司内部也有争议，一般人看来广告公司炒作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人总是要面对很多干扰而没有办法思考；从公司来说，作为一个专业咨询顾问性质的公司，我们是企业的外脑，而且是右脑比较发达的外脑，毕竟作为一个BtoB的行业，关键是要有深度，不像BtoC的行业需要非常广的知名度。当然BtoB的行业，拥有畅通的网络以及公众的认可十分重要，但我们认为深度沟通更为重要。
采访者：你们好像有一只点金之手，很多原本默默无名的品牌，像“喜之郎”、“波导”等，经由你们的推广，都一鸣惊人并迅速占据行业的领导地位，平成公司的品牌推广有什么奥秘？
吴晓波：关键在于对消费者心理认知的调动和整合。消费者脑子里原本有很多其他的品牌和知识，广告要把消费者已有和没有的知识，调动和整合到自己的产品、服务上去，这就是品牌化过程。比如说“喜之郎”果冻，一般都是强调口感怎么好吃，但我们发现果冻这个行业当时没有领导者。我们就把它与这个资源捆绑起来，叫“果冻布丁喜之郎”，成了行业的代名词。这个代名词其实就是对消费者认知资源的一个设计，小孩去超市，会说“妈妈我要‘喜之郎’”。
再往后发展，“喜之郎”从小孩吃到哄女孩吃，于是我们设计了“水晶之恋”系列广告，慢慢让产品除了有语义上的连接，还要有情感的东西，我们叫做“亲情无价”。当时广告界对我们有很多非议，说没有创意。但是我们抓住了中国消费者最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中国人对家庭伦理是非常重视的，这是有中国特色的认知文化心理。
中国消费者的认知像DNA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这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与中层的时代烙印，以及表层的流行元素都不同。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中国消费者认知研究中心。未来广告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来自于对消费者心理认知的把握，只要调动和整合消费者心理认知的资源，就会成功。
采访者：“另类”广告是把双刃剑，弄不好就会自伤，像不久前的丰田“霸道”汽车广告。平成的创意也经常引起争议，像“苹果熟了”、“手机中的战斗机”等，成功的“另类”广告带来响亮的知名度。如何把握其中的度，才能做到既出位又出色？
吴晓波：广告人的价值在于他不是MBA系统的逻辑性思维、线性思维，广告思维恰恰像我们的右脑，需要形象性、跳跃性和创造性。广告在品牌的能量上有一个公式：E=10的n次方，n就是广告，n=S×C（S是策略，C是创意）。这就不是连续的而是跳跃的。“霸道”等一些强调注目率的“另类”广告C的增量很大，但这样的风险在于：如果S是错的，C的增量越大，对品牌的伤害越大。如果S是负，C越大，E就变成十比一，一百比一，一千比一，是衰减的。因此策略有对错，创意有大小。我们不能一味强调创意，策略的正确与否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