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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了吗？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汪丁丁：是的，让我看看……
萨缪尔森：我对芝加哥学派的看法……我不是指老一代芝加哥学派，弗兰克·奈特，贾柯比·维纳，亨利·西蒙，等等，不是他们那一代，我是指后来的，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迪莱克特，贝克尔等人的芝加哥学派。这些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我认识弗里德曼有六十几年了，我在芝加哥念本科生时他在那里念研究生。我读过他的全部东西，我觉得他不关心美国经济如何可以更快地增长。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尽量减少华盛顿政府的权力，而不论这样做的后果怎样。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案例，那么他会是那个最不高兴的人。你读过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吗？你在那本书里很难找到他对任何政府项目说过什么好话。例如马歇尔计划，我觉得是个非常成功的政府项目，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的利他精神。对此他没有说过一句赞扬的话。这和里根的想法还不同，后者上台以后要减税，那是因为他相信拉弗曲线。而弗里德曼的想法是要尽可能减弱政府的能力，他甚至宁愿支付一笔费用来减弱政府能力，他这么做的惟一理由仅仅是“个人自由”。那是他的第一伦理学。那原本无所谓，不过，大多数人民并不同意那个方式，大多数人民是有限度的利他主义者，他们会同意有一个有效的官僚政府，或者管制交易，只要那管用。
我不相信个人自由可以等同于逃避公共规则的自由。简单的例子是交通规则，逃避共同规则的自由只能减少每个人的自由。正像假如每个人都有自由随便侵入其他人的领域一样，会减少每个人的自由。这已经由艾智仁说过了（汪注：指他的《一些产权经济学》）。所以我不能同意弗里德曼那样的一律平等的个人自由 ，我所抱持的态度是“中庸之道”……（汪注：我不认为他搞清楚了芝加哥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尽管他下面的论述说明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相当清楚，他只是对芝加哥学派不甚了了。因此我没有继续翻译他下面的谈话。）汪丁丁：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也是罗素最为赞赏的希腊精神。
萨缪尔森：是的。从各个方向拿来其中好的东西。
汪丁丁：教授，现在正好谈到了一开始的话题，就是经济学家所抱持的伦理学立场。这也是你感到有兴趣的话题。
萨缪尔森：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是必要的态度。
汪丁丁：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社会必须要有相应的道德基础来支持。否则的话，你甚至无法谈论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
萨缪尔森：单有帕累多最优是不够的。那仅仅是必要条件，它假定一个社会已经是公正的社会了。可是如果社会还没有变成公正的，你就需要一些其他措施来纠正它，从而为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创造条件。瑞士人民比较幸运，那个民族比较单一，所以冲突较少，日本人也是这样。在冲突少的地方，比较容易实现社会公正，例如大家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不像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移民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使得“自由市场”难以自动变成公正的。所以，我自愿支付一些费用（给政府），以便可以减少一些不平等。这些就是我给你的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看法。
汪丁丁：谢谢。那么你可否谈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呢？
汪丁丁专访萨缪尔森（6）
萨缪尔森：你是说阿尔钦、科斯等人的？他们强调产权。不过我认为他们强调得太过了。单有产权，然后呢？你怎样分配经济效益呢？仅仅根据私有产权吗？我不相信那样可以达到帕累多最优。（汪注：他指的是福利经济学里的社会福利无差异曲线与效用可能性边界的切点，社会最优。参见“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汪丁丁：我明白你的看法了。那是因为这一派学者出自芝加哥学派。他们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相信私有产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萨缪尔森：甚至有像博斯纳这样的法学家，以为法律都可以仅由自由市场的力量来指导。这些学者显然对市场力量太过乐观了。在这个（市场经济）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效率损失”，价格体系的有效性基于非常特殊的制度假设，例如完全没有“外部效果”，“定常收益”等等……（汪注：后面的谈话由于内容除与上面的有很大重复外，大多与采访主题无关，故此处略去。）……抱歉，我必须要走了。你还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问题吗？
汪丁丁：没有了，我非常感谢你为这次谈话所花的时间，现在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萨缪尔森：记住，我不希望被当做一个反对芝加哥学派的人物与他们对立，我相信的是“eclectics”，而不是搞极端。
汪丁丁：我明白，你坚持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庸”。
萨缪尔森：正是如此。不过，黄金中庸并不是稀里糊涂地把真理与谬误的东西混合起来。
汪丁丁：再次感谢你，教授。再见。
汪丁丁专访布坎南（1）
1998年6月9日给布坎南教授的信
亲爱的布坎南教授：
我真的从心里感谢你能够接受这次访谈。
在每一次访谈之前，我通常要为中国读者写一篇关于访谈对象的学术领域以及研究成果的综述，用这种方式我可以把那些中国读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着重提出来加以讨论。可是，我发现我很难对你的全部学术领域和研究成果给出一个综述；你发表过的学术成果的目录大约有40页纸那么多（乔治·梅森大学提供的你的学术简历一共47页，其中前7页是简历，其后全是发表过的著作目录）。我之所以无法提供出这样一个综述，部分的原因在于你所涉及的研究专题太广泛，太深刻，以致我难以获得一个整体的把握。于是我索性放弃了为你写这么一篇学术综述的企图，代之以我的那些凭我对你著作的局部印象提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当中你认为不妥当、误导或者错误的地方，请你一定提出修正或干脆删去。你对这些问题的批评将与你对它们的回答同样有价值。
问题一
请允许我首先提出一组涉及私人事务的问题。我在诺贝尔委员会的因特网上居然怎么也找不到你的“官方自传（Official Autobiography）”，而这样一份自传是每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必须提供的。我在诺贝尔委员会网络中查到了所有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家的自传。在我反复搜索你的传记和学术背景材料时，互联网不断提供给我的是另一个詹姆斯。布坎南的材料，他是19世纪的美国总统。另一方面，我在一份以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家著名的刊物上得知你“是1890年田纳西州深得人心的那位州长的孙子”。在你的身世中是否确实存在着与那位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的血缘关系？你是否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说明为什么在诺贝尔委员会的网络上十分显眼地没有你的官方传记？除了弗兰科·奈特之外，还有谁被你尊为精神导师？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家族传统对你的学术兴趣有什么影响？
问题二
1995年9月你曾经接受The Region月刊（著名的保守自由主义刊物）的专访。在那次专访的开头部分，你认为非常必要从你所发表过的浩繁论著中找到一本代表作——例如你最著名的那本《一致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for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来勾画出你那些重要的思想，实在是很困难的。
为向中国读者介绍并引导中国大学生研究你的思想，使他们对你的工作获得一个多少全面的认识，你可以向读者们推荐一本、两本或三本你自己的著作作为你的代表作品吗？我是否能够说，《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The Limits of Liberty：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你从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的思想与反思，《自由、市场与国家》（Liberty，Market and the State）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你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思考，而《求解“一致同意”》（我承认，这也不是个妥当的译法）则代表了你从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的思考？我是否能够说，你在90年代的研究兴趣主要地集注于“位于实证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的道德哲学方面的思考？
问题三
在同一次与The Region月刊的访谈中，你对50年代初期美国学术界对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