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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念哈佛的时候，他们教的统计学可以说是一团糟。要不是亚历山大在研究所教了几周经济统计学，揭开面纱而让我们一窥真正面目，我真的是一无所知。另外，莫斯提勒（Frederick Mosteller）加入哈佛的社会关系系，教一学期的数理统计学导论，后来又引导我修习文献选读的课程。在我的记忆中，他所教导的重点不是技术，而是理解。在他的建议下，我把握了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博士论文奖学金的机会，一方面撰写我的博士论文，一方面也到哥伦比亚大学选修数理统计的课程。所以，我得以从瓦德（那是他在印度坠机身亡前最后一年的执教）、伍弗罗兹以及安德生（T．W．Anderson）等教授那边，学到了详尽的统计理论。
1950年5月，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担任经济暨社会科学系的统计学助理教授。从莫斯提勒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所学到统计学，引发了我的兴趣，当时曾有意终生投入于经济学的机率模型研究。此时，我的博士论文也已顺利展开。（这篇博士论文赢得哈佛的魏尔斯奖，奖金是以1951年的币值计算的500元，而且交出论文手稿，即可出版成书。可是我却一直没这么做。目前哈佛这项奖学金的给付金额比当年多上几千美元；因为我想我的论文应该还可更好，但一直没有找到时间修正。）一旦我们建构可应用于实际生活的模型，并领略其中乐趣，几乎都会体会机率理论在引发内在兴趣以及确保实务运作的成功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后来的情况并不是如此。
〉〉〉精益求精
除了教授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之外，另外如先前提到的，我也在研究所教景气循环这门课。当然，我自己要先弄清楚，我先究竟要让学生知道哪些东西。我们这些从事教师的人常说，学习一门课的最佳方式就是教这门课。这句话固然存在某些真理，但还不算是真理的精髓所在。你不必要教了某一门课，才能精通其中的技术性细节。基本上，相关的书籍就能在这方面发挥不错的效果。假如你很慎重地看待教课这件事，那么在过程中，你会努力找出，究竟要怎样才能把手上的这门课解释清楚；而这就已经是属于较高层次的理解了。但还有更高的层次。当同一门课教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时，你对该课程主题的轮廓、组织的原则、要表达的信息、乃至它与经济学的其他部分以及实际经济生活的关联，都会有一番新的体会。结果确是如此，我开始时是教景气循环理论—举凡庇古、罗伯生（Robertson）、哈伯勒、卡莱奇、梅兹勒（Metzler）、汉森、萨缪尔森、希克斯等各家的理论无所不包—但到最后我教的变成宏观经济学（及经济成长）。
如果说我是自学有成，固然令我沾沾自喜，但这样的说法充其量只对了一半。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同事—萨缪尔森当然在其中，还有毕休普（Robert Bishop）和布朗（Cary Brown）—也都是这一个转型世代中的一分子。当凯恩斯创造出宏观经济学之际，他们是第一批感受到这股震波的学者。（请注意：凯恩斯的确是创造了宏观经济学，我在其他地方曾引用庇古对此事的看法：“据我的了解，在凯恩斯之前，应该没有人把所有相关的因素，包括实质面的以及货币面的，并同考量，他透过单一正式的体系，而得以一贯地解析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这种意义的宏观经济学，正是我当年所欠缺的。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同事的对话中了解到这一点，而且我也迅速地让这种宏观经济学成为我心智世界的一部分。说也奇怪，身为美国人的我，当时对瑞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却较为熟悉，对凯恩斯或英国的凯恩斯学派的论述反而较为陌生。在研究所的期间，我读过林达尔（Lindahl）、缪达尔、俄林（Ohlin）、朗柏格（Lundberg），特别是威克塞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籍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我应该是由哈伯勒引领进入现代斯德哥尔摩学派（Stockholm School）的世界（买书的钱则是军队薪饷付的）。威克塞尔是我自己发现的，我一直偏好他的理论，原因是在19世纪的大经济学家之中，以他的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精神最为接近。在《利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一书中以及对“艾克曼的问题”（Akerman’s problem）的附注中，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观点相当接近庇古的定义。如果威克塞尔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该有多好！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细述自己如何在195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成长理论，此处不再重复。在我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上，未曾清楚强调的是，我对成长理论的投入，有多大程度可以视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宏观经济学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我在构思这次演讲时才想清楚的。哈罗德…多马理论（Harrod Domar Theory）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成长路径的严肃课题。而我之所以修正该模型，主要是着眼于使模型所导出的成长路径，更符合历史的时间数列资料所实际呈现的状况。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完整、封闭的综合模型里的部分问题而已。我的成长理论强调资本面的理论架构，大概也是受到威克塞尔影响的结果。
〉〉〉成为总统幕僚
下一步的演化，应该算是肯尼迪主政时代我在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日常的经济政策，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有一天午餐的时候，我听到萨缪尔森谈到，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写好财经新闻做准备，这席话令我相当震撼。等到自己更为成熟之后，才了解这句话相当接近真实状况。不过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我只是一位旁观者并没有人请我加入肯尼迪的阵营。所以当我在深夜接到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海勒、托宾以及戈登——的电话，要我请假并加入为幕僚时，的确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向我这位成长理论的小子放出钓饵，我可以在委员会里头做一位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只专注于长期政策的思考，而不必理会每天争吵喧闹的话题。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7）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他们的确也是持这样的看法。但在旧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待了两天左右，我就了解到，这里的所有心智活动，都是在面对每天发生的新刺激。新刺激马上就发生了。即将卸任的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准备1961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而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则要准备一份迷你的报告，作为3月6日在经济联席委员会（Joint Economic mittee）报告的基础。每个人当然都全力以赴，但是有关的报告其实是由咨询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以及奥肯和我担任主要的起草者，还有倍克曼（Joseph Pechman）。其实他并不是幕僚的一员，但却是海勒的老朋友，因此也是我们在华盛顿的一名老搭档）。那六周的准备期间，可以说是实证宏观经济学的紧凑训练。当然我用实证一词，并非暗示那是不太严谨的宏观经济学。其实能够发挥个人才智，运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甚至小幅修正世界的现象，实在是令我最感到快慰的经验之一。
〉〉〉两份《报告书》的对照
托宾和我（很遗憾地，其他的同事戈登、奥肯、海勒都已先后辞世）最近刚把1961年的声明及1962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重新出版，其用意是希望作为某种的原则声明。（其实此一版本中也包括了在里根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由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所撰写的1982年《报告书》，从中可看出他们的观点。）对许多当代的读者来说，1962的报告书好像是新的古典学派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之前，一份与（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全面唱反调的纲要，类似那些“之前／之后的对照”的广告中，属于“之前”的那一部分。如果换做是现在来撰写这份报告书，那么以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学到的，托宾和我（还有奥肯，假如他还活着的话）都不会再写出同样的内容。事实上，即使我认为值得为报告书中的观点辩护，我也无意辩护。它可视为一个良好的例证，从中可以了解到像我这样的人在1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么。
首先——也许在这里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味道—你绝对不能说我们忽略了经济体系的供给面。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一整章讨论供给面的因素以及供给面诱因的重要性。毕竟，1962年的投资租税抵减（Investment Tax Credit）正是出于我们这批人的构思。这个成长理论的小子，怎么可能对供给面视而不见呢？当初我们所做的，乃提出一套很合理的论据，说明当时美国经济处在一个超额供给、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状况，而且这些现象已存在几年。我们坚持应该区分清楚下列两种情况：其一是透过需求的刺激来增加实质产出，也就我们所称“消除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间的落差”；另一种情形则是透过供给面的变动，来进一步增加实质产出。（在这里有必要再做一些说明，特别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托宾和我早在当时就建议，正确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在充分就业下，透过货币面保持宽松，而让联邦预算有盈余。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更高的国内投资及国民储蓄率，而我们又怀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民间储蓄。请别提凯恩斯学派对储蓄有过敏性的恐慌！）
〉〉〉经济均衡的探索
有一类当代经济学者一味地否定超额总供给会持续存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不都该知道“市场会结清”吗？难道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性吗？我必须承认，在1962年的《经济报告书》中，我们并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充分的反驳。毕竟，它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而不是写给其他经济学者看的。所以，我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要说的内容重新建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