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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遣杨廷璧出使“招谕”，并访问了马八儿国。俱兰国王随即派使者来元进宝货杂物，元朝回赠甚厚，并以金符授其王瓦你。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遣使者至德里，赠与德里算端男女奴隶及锦绸等名贵物品，要求在印度建造佛寺，德里算端遣寓居印度的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入元报聘。有元一代，中印间互派使者达数十次。
元朝与阿剌伯半岛的交往也较前代频繁。当时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兰教徒前往麦加朝圣者当不在少数。《岛夷志略》载，云南有路可通天堂（指麦加），一年以上可至其地。这应是居住云南的伊斯兰教徒经常往来于麦加的记录。
与非洲各国的关系 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遣使赴马合答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征取狮豹等物，同时还遣使臣四起，计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可能是摩洛哥丹吉尔）取豹子等希奇之物。元人汪大渊随商船出海游历，也到达了非洲的层拔罗（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国。元代与非洲各国的交往，也见于当时非洲人的记载。据伊本·拔图塔说，当时有摩洛哥人寓居中国，经商致富；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运销海外，转销到摩洛哥。
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1241年里格尼茨战役后，欧洲各国对蒙古势力的强盛始感到震惊。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又先遣使者赴蒙古议和，并侦察蒙古情况及其意图。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等奉命出使，于1246年7月抵和林附近之昔剌斡耳朵。同年，携大汗贵由致教皇诏书返国。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贵由致教皇诏书原件，系用波斯文写成，上钤蒙古畏兀儿字大汗玺。1248年，法国国王圣路易驻塞浦路斯岛，有蒙古统将野里知吉带遣使往见，言贵由大汗愿保护基督教徒，圣路易即遣教士安得烈出使蒙古，至叶密立，受到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接见。1253年，圣路易复遣教士卢布鲁克往见拔都，请许在蒙古境内传教；拔都命他入朝大汗蒙哥。卢布鲁克至和林南汪吉河行宫谒见蒙哥，次年携蒙哥致法王信返回，将所见所闻的蒙古军事、政治、民情风俗等情况向法王作了详细报告。随着东西交通的通畅和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欧洲商人、使臣、教士东来者渐多。1260年前后，威尼斯商人尼哥罗兄弟至萨莱、不花剌等地经商，后随旭烈兀所遣入朝大汗使者到达上都。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情况，并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尼哥罗携其子马可·波罗回元朝复命，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居中国十七年，游历了很多地方，于1291年随护送伊利汗妃的使者由海道回国。其所著行记对后代欧洲人了解中国影响极大。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遣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各国，访问了罗马、巴黎等地，会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中国人历访欧洲诸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扫马出使后，教皇益信蒙古诸汗尊奉基督教，遂于1289年遣教士孟特戈维诺往东方传教，1294年到达大都后即留居，直到1328年去世。教皇因其传教有成绩，任命他为大都大主教，并多次派教士来元朝。1313年到达大都的教士安德烈，被派到泉州当主教，死后葬泉州，其墓碑尚存。1316年，又有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来东方旅行，1321年由海路至广州，经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扬州等地，到达大都，留居三年，复往中国西部旅行，然后回国。其所著旅行记流传甚广。根据这些来元教士的记载，当时在大都、扬州、杭州、泉州等地，都住有欧洲商人和教士，并兴建了教堂。1336年，元顺帝遣使教廷，阿速将官知枢密院事福定等亦附使者上书教皇，请派新大主教来大都接替已故大主教孟特戈维诺主持教务。1338年，使者抵法国阿维尼翁（教皇驻地），随后游历欧洲各国。教皇遣马黎诺里等随元使来中国，向元顺帝进献一匹骏马，被称为“天马”。“拂朗国进天马”传为元代中外关系的佳话。
经济和文化交流 元朝中西交通发达，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印刷术、火药武器制造技术等重大科学发明，都在这一时期西传。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旭烈兀西征时，曾带去许多中国炮手、天文家、医生等，后来多留居波斯，波斯著名天文家纳速剌丁·徒昔奉命建蔑剌合天文台，编纂天文表，均有中国学者参加工作，徒昔向他们学习了中国天文推步之术。伊利汗亦邻真朵儿只（海合都）为填补国库空虚，欲仿元朝发行纸币，即请孛罗丞相指教钞法，其所印之钞及行用制度，与元朝全同，虽行用不久，但影响颇大，至今波斯语尚称纸币为“钞”。合赞汗时，整顿驿站制度，颁发乘驿圆牌，其法亦仿自元朝。拉施都丁奉合赞之命编纂《史集》，得到寓居波斯的中国学者相助，尤以熟悉元朝典故的孛罗丞相对他的帮助最大，因此能利用中国史料。拉施都丁还主编了一部《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介绍中国历代医学成就。
元朝时入居中国的西域各国人极多。他们散居各地，被统称为色目人，享有许多特权，或仕至大官，或为富商大贾，擅水陆之利，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叙利亚人爱薛精通星历、医药之学，贵由在位时来蒙古，后入忽必烈藩府，忽必烈即位后，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大都、上都各设有回回药物院，配制御用药物。回回医生除服务于宫廷、京师者外，还有不少散在各地行医，很受民间欢迎。各种西域药物、医法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宝库。早在成吉思汗时，波斯、阿拉伯历法就被介绍到中国。忽必烈居藩时，征召回回星历学者，波斯人札马鲁丁应召东来，后主西域星历司，至元四年（1267）撰进《万年历》，并制造了一套西域仪象，包括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七种。后立回回司天台，即以札马鲁丁为提点，吸收了不少西域天文学者在其中工作。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地等各类书籍于元时大量传入中国，仅秘书监所存者即达百余部，其中包括兀忽里底（欧几里德）几何学著作。现存明初刻本《回回药方》，即元人所译阿拉伯医书。阿拉伯学者赡思精通汉文，曾参与编纂《经世大典》，所著《西国图经》、《西域异人录》等书，当系译介阿拉伯史地著作，惜今不存。窝阔台曾令木速蛮工匠在和林北一日程的春季驻地建迦坚茶寒殿。忽必烈时，又有阿拉伯建筑家也黑迭儿参加了大都皇城和宫苑的建设。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大批西域工匠被俘东迁，后散居漠北、中原各地，立局造作，有织造金锦的纳失失局以及金玉等匠局。由于东西贸易兴旺，输入中国的西域玉石、纺织品、食品以及珍禽异兽源源不断，满足了元朝宫廷、贵族、官僚、富豪的奢侈生活需要。元人忽思慧所撰《饮膳政要》，载有多种回回食物及烹调方法，马思答吉汤（肉汤）、舍儿别（果汁）等均为元宫廷、贵族所喜爱。
元朝的历史地位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短的朝代，但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首先，它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空前发展、壮大的时期。自唐朝中叶开始出现的分裂局面（先是南诏自立，继以藩镇割据），历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的几个政权并存状况，持续达五百多年。至元朝，不仅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且实现了包括辽东、漠北、西域、吐蕃、云南等地区的大统一，幅员之广超过汉、唐，尤其是吐蕃地区从此并入版图，意义更大。前代封建王朝统治诸边疆地区，多只限于羁縻。元朝除西域地区为宗藩封国外，基本上都实行了统一的行政建制，署行省分治之（宣政院辖吐蕃地区三个宣慰司，藏文史籍谓“等于一个行省”），地方官出自朝命，人民承当赋役，中央政府的管辖程度远高于前代。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更加密切，人口大批地相互流动，交错居处，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民族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形成元朝文化多样性的显著特色。涌现了大批精通汉文化的非汉族文人学者，尤为前代所未有。
其次，社会经济和文化有所发展，若干方面超过前代。元统一后，受到长期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很快恢复，生产关系的某些倒退现象逐步消除。元朝编纂和颁行农书以推广生产技术，棉花生产普及于南北，在边疆地区大规模开辟屯田，都是农业发展的标志。由于全国的统一，驿传制度（站赤）的完善和海运的开通，国内外交通空前发达，商业比唐、宋时代有更大的发展，城市十分繁荣。手工业方面，新兴的棉纺业、毡罽业都达到相当高水平，瓷器、印刷等业也有较大进步。科学、文化方面，天文学的成就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数学、医学都在世界先进之列；戏曲、小说创作繁荣，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优秀文学遗产。
其三，元朝是古代中外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代。陆路、海路都通畅、繁盛，交往范围扩大，人员来往多而频繁，均非前代所可比拟。大量科学技术成就和制度文化的互相传播，对各自经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中国印刷术（见活字印刷）、火药武器西传对欧洲社会的进步，回回天文、医药在中国，都有深远影响。
此外，元朝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也有发展。如建立行省制度（见行中书省），使地方行政管辖体制更趋完善，一直为后代所沿用。元朝的统治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落后的影响。
（韩儒林陈得芝 邱树森 姚大力）
《元朝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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