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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局后，有鉴于藩镇之弊，遂去军镇，夺节度使兵权。有宋一代，镇已基本上不具备军事据点的意义，而主要是从事货物贸易的商业居民区。
（杨光辉）
宋代镇市激增，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乡村集市贸易的发展。宋代对于一些商业居民点，户口虽不及县，但能够征收商税和酒税，即可置镇。宋代各镇设置监官，谓之“监镇”，虽也掌管“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但征税榷酤则是监镇的主要职责。北宋一代上升为镇的共一百零六个，绝大多数是来自拥有上千家或几千家的商业繁盛的村市、草市、墟市和在交通要道上的驿传。其中四十个又分布在京东东路、京东西路经济发展的地区。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镇市达一千九百个以上，南方各路约一千三百个，其中以两浙、两淮、江东、福建等路较多，而梓州一路则有三百个以上。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及其间的差距。镇一般都设官征税，个别不设官的，则将税“卖扑”给私人承包。各镇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镇在经济上、财政上的地位，还超过它所隶属的县。全国有十多个镇的税收超过万贯以上，高的达两万八千多贯。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华亭县青龙镇（今上海市青浦县境）为海舶会集的港口，北宋和南宋分别在这两个镇上设市舶司。少数的镇上升为县或监。镇和市的税收，在全国商税总收入中占不小的比重。它反映了宋代乡村居民同市场的联系较前代已大为加强。 （漆侠）
明清时期，沿袭宋制，“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镇上一般驻有行政官吏，如巡检司、税课局、盐课司等。一些镇仍是以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地主官僚的聚居而著称。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镇也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除宋、元时旧有的镇外，在江南、东南沿海、运河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型的镇。这些镇既有直接设置的，也有从市上升而来的。明嘉靖年间，上海地区有三十四个镇，明末达到五十五个，清代前期，又新增加了三十三个镇。自明代就以工商业发达闻名的震泽镇，在清雍正二年（1724）升格为县。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明末清初，吴江县盛泽镇有五六万户，湖州双林镇有一万六千余户。有几千户的镇更是不计其数。在新增加的城镇人口中，多数是外来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有些流民已成为受雇于他人的手工业工人。明代中叶以后，镇的发展呈现专业化的倾向。一批以从事丝织业、棉纺织业、缫丝业、榨油业、制陶业、铁器业生产为主的市镇出现了。由于分工的关系，在镇与镇及镇与市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初步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市镇体系和地区性的市场。镇成为地区性的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店铺、作坊、牙行林立，各类服务性、娱乐性的行业也有较大发展，市镇生活的寄生性日趋明显。另一方面，镇的发展并不平衡，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在全国内地广大地区，镇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参考书目
李春棠：《宋代小市场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河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4。
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8章，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杜黎：《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纺织生产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
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3。
（伍跃）
镇海
镇海
（■ingqai，1169～1252）13世纪蒙古国大臣。又译称海。克烈部人。早年投效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战争中立有战功。后随征金、征西夏。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命他留守后方，总领所俘汉民万人，辟地屯田，筑城阿不罕山北，此城因而得名镇海城（蒙古语作镇海八剌哈孙，今蒙古科布多之东）。道士丘处机应召赴西域，路经镇海城，镇海率百骑护送至大雪山行在所。成吉思汗问道于丘处机，命镇海入金帐，掌录奏对之言。蒙古进攻中原时，收燕京童男女、工匠置局于弘州（今河北省阳原），后西征中又掳得西域织金纹工三百人，灭金时得汴京（今河南开封）织毛褐工三百人，皆分隶弘州，设弘州人匠提举司，由镇海世领。窝阔台及贵由在位时期，镇海任大必阇赤，汉人称为中书丞相，为当时十七投下之一。镇海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教派，通畏兀儿文字，蒙古、畏兀儿地区的文牍，均由他主持签发。蒙哥即位后，镇海被目为贵由之党而处死。
（张广达）
争国本
争国本
明万历年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论。国本即太子。神宗王皇后无嗣，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十四年正月生子常洵。神宗因宠爱郑妃，进其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不加封，且迁延不立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神宗将废长而立爱。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抗争，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因此而被贬为广昌典史。此后朝臣多次奏请，均被神宗以渎扰、激聒、离间、卖直等罪名加以贬斥。二十年，大学士王家屏等封还御批疏，请神宗采纳诸臣立储之请，被免职。次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旨，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日后再择其善者为太子。锡爵惧失上意而奉诏拟旨，又外虑公议，遂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容悦。锡爵自劾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而收回前命。此事一直争论不已，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二十九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常洛才被立为皇太子，同时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由于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议的一项内容。太子储位虽定，但福王一直逗留京师，廷臣请其之国者日众，礼部右侍郎孙慎行、大学士叶向高争之尤强，直到福王于万历四十二年之国后，群情始安。
（王天有）
征辟
征辟
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征是指皇帝下诏聘召，有时也称为特诏或特征。汉武帝刘彻曾用安车去征聘枚乘，以后如贡禹、龚胜，都是被皇帝指名征聘至京师的。皇帝下诏指名征聘，往往是由于被征聘者在社会上颇负声望；或是出于大臣的推荐。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汉时人也称为辟召、辟除。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
皇帝下诏征聘或官府辟召，对被征辟的人并不具有强制力，而是一种礼请，故被征辟者可以应聘，也可托辞不就。东汉时严光、徐穉都是征而不至；黄琼是五府俱辟，连年不应。征辟不就的人，有的是因为不愿出仕，有的是借此博取声誉。
征辟制的推行，有利于破格擢用人才，但也产生严重的弊病。特别在东汉时，由于政治腐败，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僚中私人权势的增长。（吴荣曾）
魏晋南北朝主要以九品中正制取士，但征辟制并未废止，仍是士人特别是士族名士入仕的重要途径。皇帝征聘制不属常制，但辟召制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中央王朝的诸公、位从公及开府仪同三司，地方的都督、开府将军、州郡长官，均可辟召长吏掾属。被辟而应召者是为辟召者的故吏，两者结成主从依附关系。在长期分裂动荡的形势下，辟召制对统治集团内各政治派系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隋统一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规定凡九品以上官吏皆由吏部任免，征辟作为一种制度自此消失。隋唐皇帝和朝廷大臣仍可征召名士大儒为官，地方长官也可自行辟聘，但不多见。宋代各路安抚司、转运司、知州等，可自选官员，称“奏辟”，或“辟差”、“辟置”，似为征辟制的变种。明清皇帝直接选任官吏，称为“特简”，形式上似乎仍是征辟制的遗存，实际上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消灭的一种特权现象。
（陈苏镇）
征人
征人
唐代召募出征的兵士。广义讲，凡被差点出征的兵士都可以称为征人。狭义讲，则仅指兵募，《唐律疏议》对此有明确说明：“征人谓非卫士（府兵），临时募行者。”唐玄宗以前，征人多从土户中征募。拣点之法，与卫士相同，即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则先取多丁，首先从富户多丁中征募。名为召募，实际是强制征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后，征人改为从客户中召募，变为雇佣兵性质。
（唐耕耦）
征实征借
征实征借
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为控制粮源与收缩通货，决定田赋由货币折征实物，同时以粮食库券或在田赋单上注明征借数的办法，强制收购和强借粮棉。抗战爆发后，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各省田赋加征赶不上粮价上涨速度，山西、福建两省率先于1939年和1940年将田赋改按战前粮价折征实物。其他有些省份也将田赋按抗战前一年的粮价折成粮额，再按开征时粮价折收法币。1940年7月，国民政府以保障军民粮食为由，规定各省田赋酌征实物。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