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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尽量减少各条战线的损失，保护了大批党内外干部和其他人士。1972年他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本世纪内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广泛的悼念，到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发展成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熊华源 李坤）
周公
周公
周初政治家。名旦。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称为周公。
文王死后二年，周公佐武王东伐殷至孟津。四年，他和太公望、召公姡ё粑渫趺鹨笊辨稚掏蹒艿亍７怄游涓谮孕箪耄馕耐踝庸苁逵卩｛、蔡叔于卫，防范之。名义上合称三监，以监殷民。
克殷二年后武王重病，遗命周公继位。但周公告天请代武王死，告天策文藏于金滕箱内。武王死后，“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为应付危难，立武王年幼之子诵为周成王，又自己执政称王，以致引起内部争权斗争。管、蔡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金滕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
武庚利用时机，联络东（啵⒀佟⒈」谩⑿烊帧⒒匆摹⑿埽ㄗＨ冢⒂ㄓ┲钭骞餐几垂圃侗刃缕鸲诓糠至训闹芮看蟆Ｖ芄驼俟澳阱舾感郑飧е詈睢保甓鳎蕉巳嗯崖摇！兑葜苁椤ぷ黯谩匪滴涓北迹苁遄陨保淌灞磺簦恢芄鞣堋⒂迨吖ɑ匆闹澹┚乓亍！睹献印る墓吩蛩灯涿鸸迨５鼐雍臃谥奶埔财鹗虏哂ξ涓呐崖遥笪芄锩稹Ｕ獯握绞率俏渫趺鹨蠛笾芄沟渍鞣笞寮捌渫俗鞒龅淖畲蠊ǎ芡醭耐持斡纱说於ㄏ吕础�
周公于第四年回到宗周即采取两方面政策：一是分治殷民，一是分封诸侯。《荀子·儒效》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大抵姬、姜两族进占已开化膏腴或要冲之地，殷及其联盟各族则被赶至落后偏僻地区，造成了周初的一次民族大迁移。
为实现武王遗志，周公又于执政五年以大量殷遗民营洛邑，建东都成周，至七年告成。他请成王到新都举行首次祀典，并开始亲政，成王则请他留守洛邑。此后周公归政成王，自己留守成周，与留在宗周的召公形成“分陕而治”的局面，自陕（指陕原，即陕陌，今河南陕县西南）以东广大疆域都归周公治理。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成王任命其子明保到成周负责“三事四方”。周公遗言死后愿归葬成周，但成王尊其功，留葬于宗周附近毕地与文王墓相邻。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除了把制礼作乐叙在六年有失牵强外，其余大抵是正确的。所谓制礼作乐，是指周公在整个执政期间对有关各种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说明周公的制礼工作在历史上很有名。
参考书目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公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
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文史》第22、23、26、27辑。
（刘起釪）
周谷城
周谷城
（1898～ ） 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898年9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1917～1921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担任英文、伦理学教员。1927～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1930～1933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1932～1942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自1942年秋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时，同徐特立等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并与当时担任该校小学部主事的毛泽东结识，积极参加农民运动，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接受毛泽东的委托，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1942年执教于复旦大学以后，从事民主进步活动，受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与陶行知等人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共同宣言，与张志让等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和翦伯赞等一起起草反蒋宣言。由于经常支持学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活动，被撤去系主任职务，并遭逮捕。195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创建上海历史学会，曾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以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在大学任教期间，除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外，并于建国后首先开设《世界文化史》课程。讲授《中国通史》时，强调“历史完形论”，着意阐明各个历史事件组成为整体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等论文，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他视野宽阔，主张微观与宏观结合，对比中外，撰文《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1981），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
他的教学和研究，涉及史学、哲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纵述古今、横论中外。六十多年来，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如：《生活系统》（1924）、《农村社会新论》（1927）、《中国社会史论》三卷（1931）、《中国通史》两卷（1939）、《中国政治史》（1940）、《中国史学之进化》（1947）、《世界通史》三卷（1949）、《黑格尔逻辑大纲》（1951年译）、《古史零证》（1956）、《形式逻辑与辩证法》（1960）、《史学与美学》（1980）、《诗词小集》（1985）等。史学方面的论文已汇编出版了《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1983）。在年已九旬时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于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
（赵建民）
《周礼》
《周礼》
周代后期根据周王朝系统曾有过的官制加工整理的王朝设官分职的书。汉代原称《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末刘歆始称《周礼》。全书六篇分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有属官六十三；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有属官七十八；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属官七十；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有属官六十九；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有属官六十六；冬官司马，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这一部分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当时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三十。旧时常约言共有官三百六十，实为三百七十六，每一官职皆有不少属员，合计数万人。《周礼》以官制的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统一的大国提供设计蓝图。
当西汉立“五经”于学官时，其中没有《周官》。据说最初由河间献王获得一部先秦古文写的《周官》，献于汉王朝。王莽时，刘歆把它立于学官。王莽失败而书亦废，刘歆学生杜子春保存该书并为之作注，后传给郑兴、郑众、贾逵等。郑兴等曾作《周官解诂》。马融又作《周官传》，传至郑玄，作了集大成的《周官礼注》，和他的《礼经郑氏学》（即今文《仪礼》）及《礼记注》（即《小戴礼记》兼有今古文）合称“三礼”，列为儒家经典。为此今文家则加反对，临孝存以为《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以为该书是“六国阴谋之书”。郑玄据理力争，以为该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作《答临孝存〈周礼〉难》。因郑玄作的注很完备，《周礼》遂被认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于世。唐贾公彦撰《周礼义疏》四十二卷，至宋时与郑注合刻为《周礼注疏》。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征引繁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效法《周礼》中的理财精神兴行各种新法，引起反对者对该书的反感。苏辙首先写了长篇论辨，指出《周礼》之不可信处有三点，借以反对王安石。《朱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