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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单士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年表》，自行刊印，1934。
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三联书店，北京，1959。
（何双生）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清末政府管理全国海军的机构。通称海军衙门，或称海署。中法战争后，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设立。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庆郡王奕劻、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设立海军衙门旨在统一全国海军的行政管理，按1874年（同治十三年）清政府海防决策，先练北洋海军，由李鸿章负责。因此海军衙门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李鸿章手中。并且由于大部分经费拨给北洋，也使北洋海军的地位远居南洋海军之上。但海军衙门总经费拮据，不仅各省应解海军专款多数不能如期缴纳，而且尚需从有限的经费中经常拨支奉献内务府，作为修缮颐和园等皇家宫苑的费用。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制订《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每三年特派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以后，1891年和1894年均按例举行。1889年光绪帝亲政后，奕譞仍总理海军事务，但衙门章奏不会衔。1891年1月奕譞病死，奕劻继为总理。帮办善庆、曾纪泽也在此前故去，遗缺一度由台湾巡抚刘铭传补任，后又由正白旗汉军都统定安、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继任。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于1895年2月在山东威海卫覆灭，次月海军衙门即裁撤。
（张寄谦）
邹容
邹容
（1885～1905）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宣传家。原名绍陶，谱名桂文，又名威丹、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出身于富商家庭。自幼熟读经书史籍。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应巴县童子试，因愤于考题生僻而罢考，从此厌恶科举八股。父亲强迫他入重庆经书书院学习，因“非尧舜，薄周孔”，蔑视旧学而被开除。于是，从日本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日语，浏览介绍西方近代文明的新书时报，逐渐向往变法维新。听到谭嗣同遇难的消息后把他的遗像立于座右，赋诗悼唁。1901年7月1日，离重庆赴成都投考留日官费生，成绩优秀，却因思想倾向维新，在临行时被取消资格，遂决计自费赴日留学。
1902年秋，到达东京，入同文书院。饱览《民约论》、《法意》等西方启蒙名著及《国民报》等进步刊物，仰慕法国革命、美国独立，始撰《革命军》初稿。他投身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03年1月29日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会时，公开倡言反清革命。此后，凡出席留学生集会时必争先演说。3月31日，因愤于清政府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的丑行，他与同学一起强行剪了此人的发辫，揭露其压迫学生的劣迹。为了避免清政府迫害，他于4月返回上海，住入爱国学社，结识章炳麟，约为莫逆之交。这时，恰逢拒俄运动发生。4月27日，他在张园拒俄集会上登台演讲，言辞激越。30日，张园再次集会时，又痛斥冯镜如借设“四民总会”鼓吹改良保皇的谬论，明辩拒俄宗旨，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5月，为团结全国学生，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
在此期间，邹容完成《革命军》一书的写作，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印行，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请章炳麟作序。全书凡七章，约两万字。通篇以犀利明快的语言颂扬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号召推翻卖国的清王朝，模拟美国革命独立，建立“中华共和国”，被《苏报》刊文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
邹容著《革命军》
《革命军》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制造《苏报》案后，章炳麟被捕，邹容闻讯，于7月1日至巡捕房投案，被囚于租界监狱。在法庭上，他义正辞严地自比卢梭；在监狱里，与章炳麟赋诗明志，相互砥励。邹容被租界当局判监禁两年，折磨致病。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二十岁。遗骸葬上海华泾乡。1912年3月29日，经孙中山批准，由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遗著辑有《邹容文集》。
（隗瀛涛）
邹韬奋
邹韬奋
（1895～1944）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记者、政治家、出版家。原名思润，祖籍江西余江县。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福建永安县一个官僚家庭。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学。
191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21年毕业后，于次年春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并编译《职业教育丛书》。1926年接办该社《生活》周刊，因其锐意革新，销数逐年增加，影响不断扩大。“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逐渐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始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32年7月，他创办生活书店，次年1月参加宋庆龄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后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于1933年7月流亡海外。在国外旅居期间，写了《萍踪寄语》三集，记述了在欧洲和苏联的见闻。1935年8月回国。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12月被上海各界救国会选为执行委员。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6年7月，与沈钧儒、陶行知等人联名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1月22日，他与沈钧儒等七人一起被捕，是为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先后在沪、汉、渝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宣传全民一致抵御外侮，同时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由于他主张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因而遭到国民党的打击迫害，各地生活书店也相继被封。邹韬奋愤而辞去参政员职，于1941年2月潜赴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1942年1月到达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10月又辗转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不断著文，赞颂根据地的新气象，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1943年初，邹韬奋因癌症秘密赴沪治疗，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不治逝世。临终遗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邹韬奋一生著述甚多，编为《韬奋文集》三卷。
（汪朝光）
奏销案
奏销案
清初发生于江南地区的政治事件。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
清入关后，为支持统一全国的战争，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催科。经征之官皆以十分为考成，不足额者往往要被参罚。但江南缙绅豪强却依然凭借昔日的权势交通官府，贿买书吏，隐混和拖欠钱粮，致使积逋常达数十万。而在政治上他们也还未完全忘怀朱明王朝。清政府为了裁抑缙绅特权和从政治上进一步压服江南地主，便借口“抗粮”，制造了奏销案。此案初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至十八年夏乃通行于四府一县。根据江宁巡抚朱国治的造册上报，清廷将欠粮者，不问是否大僚，亦不分欠数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秀才、举人、进士，凡钱粮未完者，皆被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计共黜降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其中不少人被逮捕，械送刑部议处。甚至某探花只欠银一厘亦被黜。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韩炎、汪琬等江南缙绅著名人物几乎全部罗织在内，一时“仕籍、学校为之一空”。继之，又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使江南缙绅豪强受到沉重打击。直至三藩叛乱时，为了争取江南地主的支持，清廷才放松禁令，允许在奏销案中被黜降的官绅士子分别纳银开复。以后清廷讳言此事，官书绝不记载。
（史志宏）
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
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文书制度。奏折是重要官文书之一，也称折子、奏帖或折奏。它始用于康熙年间，雍正以后普遍采用，乾隆年间形成固定制度。至清亡废止，历时两百余年。
奏折之称最早见于顺治十三年（1656），因是孤证，而且实物至今尚未发现，故史学界对此有所怀疑。比较确切的是始于康熙朝。因康熙帝常令其亲信官员及部分督抚大员密奏见闻，以便互相监视和探听民情，遂有密折文书的出现。密折就是奏折的一种，故史学界大都认为奏折制度起源于康熙朝。目前所见世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伊桑阿的“奏谢温谕赐问平安折”。康熙四十年以后，奏折的使用就比较广泛。至五十年前后，内而王公大臣，外而督抚提镇均可使用奏折。雍正帝继位以后，更进一步扩大奏折的使用范围，规定内外诸臣，对凡属宜守机密或应速递上闻的国家庶政，都可以用密折先行奏闻，然后再用题本正式奏请批示遵行。于是，奏折作为机密文书遂被普遍使用，成为定制。乾隆十三年（1784），清廷又谕令停止奏本的使用，从而使奏折与题本并重。但实际上许多机密要务都是用奏折先行上达，而题本则成了例行公事。因此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终于取消题本而专用奏折。
清初文书制度原来基本因袭明代，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而题奏本章都不能直达皇帝，须先送内阁阅览票拟后再进呈皇帝裁夺，既费时又易泄密，不利于皇权的加强。奏折则一扫此弊，具奏人可派遣专人或通过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