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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文献记载和传说，山西晋南的汾、浍水流域，也是夏族祖先活动过的重要区域之一。夏王朝建国后也曾迁都于此。因而后人在考证中，多把汾水以东的今翼城附近称为“夏墟”。据《世本》，“夏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近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晋南与夏代传说有关的地方，也调查发现和发掘了许多处龙山文化中晚期和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因此，山西南部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应与夏文化密切相关。
夏代王权的变革 据文献记载与传说，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由于禹治水有功和发展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博得了各部族首领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得到了部族联盟首领的地位。禹对三苗的战争又取得胜利，将其驱赶到今湖北西北与河南交界处的丹江与汉水流域，进一步巩固了王权。夷、夏诸族首领完全臣服于夏王朝的统治，成为维护王权的世袭贵族。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正是后人追述夏王朝建立统治地位的情景。
夏禹死，其子启继王位。这种废“禅让”而实行父传子的王位继承方式，引起了夏朝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东方偃姓集团首领伯益，首先起而反对夏启占居王位，结果伯益被杀。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传说在今陕西户县一带）也曾起兵，启亲率大军进行讨伐。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而被“剿绝”。夏启经过巩固王位的激烈斗争，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于是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境内）举行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但启居王位后，对本部族和邦国进行阶级压迫与剥削，过着奢侈腐化生活。《墨子》称启“好酒耽乐”，《楚辞·离骚》也说启“娱以自纵”。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太康更加追求奢侈淫乐的生活，于是在夏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先发生太康兄弟五人争夺王位的斗争，后出现武观叛乱，虽被平息，但夏王朝统治力量已经削弱。
太康死后，子仲康立。仲康死后，子相立。这时东夷族中势力比较强大的有穷氏首领后羿，趁夏王朝内部的王权之争，攻入夏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了王位。但善射的后羿恃其武力而不修民事，终日以田猎为乐。不久后羿被他的亲信东夷族伯明氏成员寒浞所杀。寒浞又命其子浇灭夏的同姓斟灌与斟鄩，杀掉了夏后相。夏后相妻逃回母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境），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作了有虞氏（今河南虞城）庖正。有虞君主虞思以二女为少康妻，并封之以纶。当时少康“有田一成，众一旅”，积极争取夏众与夏民，志在复国。他在斟灌与斟鄩余众的协助下，灭掉了寒浞及其子浇。少康又命其子杼灭掉了■，从而结束了后羿与寒浞四十年左右的统治，恢复了夏王朝的政权。
少康死后，子杼立。他重视发展武装和制造兵甲。杼执政后曾“征于东海”，东夷诸族都臣服于夏，受其爵命。夏代中兴局面得以形成。夏人对杼十分尊崇，他死后，曾举行隆重的“报祭”。夏王朝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到十四王孔甲时，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也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所以从孔甲经皋
夏代世系表
与发，直到履癸（即夏桀）内乱不止。夏桀是一个暴君。不用贤良，不忧恤于民，“百姓弗堪”。后商汤在伐桀誓词中，提到当时人民咒骂夏桀的话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明人民对夏桀之痛恨。故汤起兵伐桀时，桀众叛亲离，身死而国亡。
夏王朝的统治与剥削 夏王朝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除建立了由六卿统领的国家统治机构和军队外，还修筑城郭以保卫王室贵族。同时制定刑法，修筑监狱，以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即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刑法。另据《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是说夏禹在征伐三苗时，由于苗民的反抗而制定了残酷镇压的刑法。
夏代奴隶数量较多，奴隶来源有二，一是战俘，二是破产或罪没的平民。时奴隶或称牧竖，或称臣妾。如夏启击败有扈氏后，就罚他作“牧竖”（即放牧奴隶）。但也有人认为当时的啬夫、庶人、众亦为奴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夏代的王室贵族对奴隶不仅强迫他们劳动，而且还任意杀戮。奴隶往往用于人殉人祭。如在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内的发掘中，就曾发现有用奴隶“奠基”的情况，在城堡内中部和西南的夯土基址下面，已发掘出十余个“奠基坑”。坑内的夯土层之间，皆填埋有一些成年人和儿童的骨架，其中一个坑内填埋的人骨架，少者二三具，多者六七具。另在河南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也发现有一些掷埋的人骨，其中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全躯肢解，有的弃置于灰坑之中，这些非正常埋葬现象与阶级压迫和奴隶制不无关系。
夏代王室贵族对一般平民亦加盘剥。如《孟子·滕文公篇》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可能指的是平民向贵族纳贡（见贡、助、彻）。此外，其他各部族也要定期向夏王纳贡，即《左传》所说的，“禹贡九州”，和“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
农业从很早的古代起，聚居在黄河两岸的夏部族，就已经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夏代，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水利是农业的基础。鲧和禹曾相继治水，其治水区域大致在当时夏部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省和山西省南部。有人认为主要在今伊、洛河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汝河上游，以及山西省晋南的汾水和浍水流域。禹治水以导为主，依据地势高低排除积水和疏浚滞淤，使原来的沼泽“渥地”改变成“桑土”良田。结合河南豫西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看，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期的人们聚落遗址，还多分布在浅山区和丘陵地区河谷两岸的台地上，而龙山文化中期与晚期的聚落遗址，不但数量较前显著增多，而且在靠近河岸两侧地势比较低的地带，特别是在河南豫东大平原地区，也多有分布。这很可能和禹治理水患，使农业生产发展有关。《论语·太伯》说禹“尽力乎沟洫”，《国语·周语下》“嘉祉殷富生物”和“养物丰民人”，都是追述夏禹的治水，不仅减少了洪水泛滥的灾害，而且又引水灌溉农田，使夏代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夏代农业生产工具以木石工具为主，兼有一部分骨器与蚌器。出土的石制农业生产工具中，石铲和石刀的数量为多。石铲皆为扁长方形，多在中部钻有一个或两个圆孔。这种带孔石铲安上直柄可作掘地翻土的石锸，绑在前端带有钩状的木柄上，就可作为松地锄草的石锄。锄耕用于农业生产，无疑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大变革与改进。用于收割农作物使用的工具中，以石刀数量最多，石刀较以前的改进之处也是在石刀中部钻出一个或两个系绑木柄用的圆孔。工具的改进，使夏代的农业生产得到明显的提高。
河南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出土的陶器中，有较多制作精致的斝、鬶、盉、觚、杯、小壶等酒器。文献中也多有贵族饮酒成风的记载。酒在中国古代向来都是用谷物酿造的。只有在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与提高的基础上，才能用剩余的谷物进行酿酒。
在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有些草拌泥中夹杂有黍壳和稻壳的遗存，说明夏代已有黍和稻等粮食作物。
手工业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
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陶折腹盆 河南登封王城岗遣址出土
陶罐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
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遣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郑州牛砦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