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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一些国家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用不同颜色的旗帜和衣服作为三军及其士兵的标志。《尉缭子·经卒令》记中、左、右军各用黄、苍、白等色旗帜，士兵所戴羽毛也与其所在之军的旗帜颜色一致。至战国初期，又于军队旗帜书写军将姓名。
战国时期，还用士兵佩带徽章的不同颜色和部位，来表示其所在行列的位置。队列属于第一至五行的士卒，依次佩带苍、赤、黄、白、黑等五种徽章；队列在前面五个五行的士兵，分别在身体不同位置佩带写有本人姓名、爵等的徽章。失掉徽章的要诛杀。齐宣王时，军将章子曾改变齐军徽章，使齐军混杂在秦军中取胜。
不同兵种的士兵装束也各有所异。秦的车兵俑身着重甲。步兵俑身穿短褐或披铠甲，勒带、束发、腿扎行滕（即裹腿）；或缚絮衣，足登方口齐头履或单梁长靴。骑兵俑头带介帻（圆形压发小帽），身穿短甲，足登长靴。
士兵种类先秦时期，士兵可分为车兵、徒兵、骑兵与舟师几类。
车兵，车上的武士。相传在夏代就已出现。殷代也有实用战车的考古发现。西周时，车兵和战车增多。周宣王伐荆楚，一次就出动兵车三千乘，其车兵约为九千人。春秋时，各侯国兵车已合计二三万乘，车兵数十万，车战发展到了顶点。
车战时代，如何将士兵与战车组织起来进行战争，大致有两种记载。《司马法》佚文一条记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中甲士三人在车上，立左边的用弓箭，立右边的用矛，居中的驭马，其余甲士七人在车旁随行。徒兵十五人，则在车后。同书另一条则说，井田一甸六十四井的地区应出兵车一乘、士兵共七十五人，以及一定数量的军事装备等物。对于这两种记载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前者为周代实战编制，后者为征收军赋制度。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前、后两者均为实战编制，士兵人数多少的差别是西周、春秋时期发展造成的。但从秦代兵俑第二号坑（左军）中，战车后的步兵一般为八人，少数为二十八人，极少数为三十二人来看，以上两说中，前一种看法接近事实，似可信从。战国虽以徒兵作战为主，但并不完全排斥车兵与车战。当时一些国家仍有少数车兵和战车。
徒兵，徒步士兵。就其发展状况，可分作隶属徒兵和建制徒兵两个阶段。前阶段为夏、商、西周，后阶段为战国。春秋则是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时期，但更多具有前一阶段的特点。
处于车战时代的西周、春秋，计算兵力多少常以车乘数为单位。其中虽包括徒兵，但不计其数。徒兵仍隶属于车乘。春秋时，逐渐使用建制徒兵作战。首先使用徒兵独立作战的是戎人。其后，中原的郑国、晋国也曾使用徒兵作战，但仅是临时性措施，车兵仍是军队的主要兵种。
战国时期，徒卒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出兵作战，士卒往往多达十万到数十万。战国中、晚期，秦、楚有兵百万，韩、赵、齐、燕、魏等国各有兵二三十万至数十万，合计七国士兵当在三百万人以上。这时计算兵力不用车乘数，而采用士兵人数，可见徒兵已成为当时主要的兵种。弩兵是属于徒兵的新兵种。弩最先出现在春秋末期的楚、吴、越等国。到战国初、中期，已普遍使用。魏国军队配备有十二石重的弩。韩国以有“强弓劲弩”驰名于世。
骑兵，骑马的士兵。关于它的出现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商代可能就有骑兵；可是另一种意见认为，骑兵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与车兵混编。如晋执政卿智伯要围攻赵，赵襄子派延陵生带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设防。此后，骑兵得到发展。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训练在马上射箭的技能。后五年，又再次命令将军、大夫、嫡子和代地官吏皆衣貉服，进一步推广胡服骑射。与此同时，别的国家也建立了骑兵部队，从五千骑、万骑不等，用于配合步、车兵作战。秦俑第一号坑中，无骑兵俑；第二号坑为步、弩、车、骑四个兵种混编队列，其中只有一百一十六个骑兵俑。可见骑兵占少数。骑兵或用作奇袭、冲锋，或用来对付擅长骑射的戎狄。
骑兵随战地的不同，编组也各异。平原之地，五骑为一列；险阻之地，三十骑、六十骑为一组。秦俑第二坑的骑俑是四骑为一组，十二骑为一列，八列（九十六骑）和六乘战车组成长方形骑兵阵。
舟师，指舟船运载的军队。它先后为南方一些侯国如吴、楚所使用，但仅用于运兵，不直接投入战斗。后秦国为统一全国，亦建立舟师。秦舟船较大，一艘船能载五十人和三月粮食，日行三百余里。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伐楚，率十万军队，乘船万艘，载米六百斛，沿长江而下，声势颇为浩大。
战国时期，军队分工细致，据《六韬·王翼》记，军中除主帅外，有腹心（管计谋）、谋士、天文（主观察星象气候）、地利（主了解地形）、兵法、通粮、奋威（主选择有才力者）、伏旗鼓（主出奇兵）、股肱（司军事工程）、通材（司对外联络）、权士（司奇计）、耳目（司谍报）、爪牙（任鼓动）、羽翼（任对外宣传）、游士（任间谍）、术士（用迷信术鼓动士气）、方士（任医疗）、法算（任会计）等专业人员。
（应永深）
先秦朝聘
先秦朝聘
朝是侯国君主朝见周王；聘是侯国间有事故，彼此派遣卿大夫存问。朝见或聘问有一定仪式。朝、聘者进见受朝、聘者时，要献送表明自己身分的珪璋，为“执玉”。受朝聘者则先“辞玉”，后“受玉”，再“还玉”。其间使臣还要向受朝、聘国献送车马和方物；受朝、聘者对来朝、聘者馈赠腊肉、牲畜和刍米等物，以示答谢。
按照周代礼制规定，诸侯国君主要定期朝见周王，向他报告治理侯国的政绩，并献奉财物（即职贡），否则要受到贬爵、削地、讨伐等处罚。朝见表明诸侯对周王具有政治上的臣属或从属及经济上的贡物关系。
春秋时，诸侯国君主朝见周王的事例已不多见。鲁国君主朝见周王仅有两次，齐桓公一生未朝周王。随着周天子地位下降，一些诸侯国成为霸君。他们在礼制上虽无受朝见的权力，但却凭借霸主地位迫使中、小侯国与其形成主从关系。昔日侯国的聘问，事实上已转化为“朝见”。当时，中、小侯国君主“聘问”霸君的事实很多。公元前545年，齐、陈、蔡、北燕、胡、沈等六国君曾共同“聘问”晋平公。鲁君“聘问”晋君有十二次，“聘问”楚君一次。同时中等侯国鲁国的君主，又先后受到滕、纪、杞、邾、小邾、曹、郯、薛、榖、鄫、邓等小国君主的多次“聘问”。可见当时“聘问”已成为多层次的“朝见”关系。
侯国间的聘问，有的属于诸侯国间的友好往来。但中、小侯国对霸主国的聘问，更多地表现为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例如鲁国、郑国使臣相继“聘问”晋国，献送不绝。名为聘问，实为献奉。
（应永深）
先秦的禄
先秦的禄
春秋以前的禄以田邑为主，战国时以实物为主。夏商贵族食禄制度缺乏记载，难以详悉。不过他们各有一定数量土地，食土地收入是肯定的。西周、春秋时，周王室有土地方千里。诸侯、卿、大夫、士亦各以等级占有土地。春秋时“大国之师，一旅之田”。一旅为五百人，每人耕田百亩，卿的禄田约为五万亩。《孟子·万章下》有“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的说法，实际情况大概不可能这样整齐。除无限期占有土地之外，商周贵族还往往获得定期占有土地的权益。例如商代小臣缶铭文说：“王易（锡）小臣缶湡积五年。”是商王赏小臣缶收取湡地禾稼，其时间以五年为限。
春秋时，由于赋税制度的变化，逐渐实行谷禄制。如孔子为鲁司寇，有“奉（俸）粟六万”，后来到卫国作官，亦有俸粟六万。至战国，各侯国普遍施行谷禄制。魏文侯以魏成子为相国，“食禄千钟”。燕王哙让位给相国子之，命令将有三百石以上官俸的官吏的官印交给子之，由他委派官吏。秦国的官俸有五十石、一百石以至五百石、六百石以上等级别。楚国用“担”来计算官禄，至有“禄万担”者。
战国时期，王室勋贵，除任官职有俸禄外，还有封邑；国王王后的宠幸，有的也有封邑。齐国孟尝君任相国，继承其父封地，“封万户于薛”。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还“食蓝田十二县”。楚顷襄王的宠臣有川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秦庄襄王王后封嫪毐为长信侯，赐与山阳地，又以河西（今陕西、山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太原郡（今山西中部地）为毐国。但这时的封君，一般只食封邑租税，不得占有土地人民，封君制为分封制形式的残留。
先秦时为官府服务者只受廪食的待遇。如医者按治疗效果领取不等的食粮。乐工及百工亦有廪食。
（应永深）
先秦会盟
先秦会盟
西周时周天子约见诸侯和春秋时天子、诸侯、大夫间的约会及相互间的结盟。
西周中期，穆王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见诸侯，称涂山之会。春秋初中期，政权由周王下移到诸侯，侯国间有事，君主共商。如前561年，齐桓公和鲁、卫等六国君主在葵丘（今河南考城东南）相会，订立巩固嫡子嫡妻制和发展侯国间经济关系的文约。春秋晚期，一些侯国出现大夫专政，某些侯国间会议以大夫主持。如前517年，晋赵鞅等九国大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