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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难耐的沉默中，结束了早上的行程。我偷偷看了看巴雅尔一眼，他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贯的轻松自在不见了。保罗压低声音一个劲儿地在念，说他应该也用缰绳痛抽阿乌博德二三十下。马术不怎么样的“大夫”，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现在对付个性温和的马匹，已经毫无问题了，连他也认为阿乌博德的行径与野蛮人没有两样。如果成吉思汗复生，也会看不下去。据说，成吉思汗曾经明令：绝对不能打马脸。
第二部分想法子脱队
“大夫”已是身心俱疲。他的身体早就没有办法应付如此艰辛的旅程，经常看见他下马，在马匹旁边拉筋，伸展四肢，显然他的膝关节已经疼痛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的两个向导——好运道和勇士，每天都把行程控制得十分严格。我猜想，他们可能也是受够了阿乌博德，想尽快摆脱他，早点结束这趟旅行。还不到4点钟，我们就从干燥的低地走了出来，眼前是一个开阔平坦的谷地。二十来个骑马的汉子，从谷地的另一端快跑过来。他们是小城德札格（Dzag）工作大队的成员，苏木行政委员会派他们过来引我们渡河。近日来，河水暴涨，渡河的危险自然不在话下。
在河谷另一端，当地政府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欢迎会，地点是冠军牧民的蒙古包里。公社委员会认为这个牧民非常能干，足堪表率，所以分给他四百匹马，让他和他的家人照料。为了酬谢他的勤劳，公社额外分给他一些燃料、物资、食物与私有马匹，供他挤奶、制作各种奶制品、自用或是销给公社。我们被引到他的蒙古包里，依旧是蒙古人传统的宴客点心：干奶酪、有些酸臭气的奶油、方糖，以及喝也喝不完的马奶和蒸馏奶酒。我们默默地吃喝着，早上的悲剧阴影还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苏木委员会主席问起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巴雅尔把阿乌博德的那匹马也算了进去，告诉他，我们已经有四匹赠马受伤或是跛脚，我们得找个地方停留一会儿，让这些马养伤。
我看到蒙古人聚在那匹跛得最厉害的赠马旁边，指指点点。这是一匹白色的斑点马，背脊上有一条鳗鱼似的黑鬃，脚上有淡淡的斑马纹，蒙古人说，这就是蒙古马从野马演进过来的痕迹。他们在这匹马的肩头上敲敲、压压，摸摸它受伤的脚，但是，没有人敢轻下断语：这是蒙古人的习惯，他们不会公开说出这匹马有什么问题，免得会让旁人觉得他太自以为是，将来被人发现他说错了，也会很没面子。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看热闹的人才全部散去。这时，冠军牧民悄声地出现在我们的帐棚旁边。我们的帐棚扎在一个山坡下，离他的蒙古包不远。他把受伤的马拉到一边，掏出小刀，割开它胸口的一条主血管，珠串般的血滴，滴了大约半分钟；那匹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偶尔举举它那只受伤的前脚，好像想压住伤口似的。然后，血就自然止了，蒙古传统的放血疗法，到此告一段落。
“大夫”替他自己、我和保罗找到了一个解套的方法，不要再受这种折磨了。他说，第二天，是蒙古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举行人民自由选举的投票日。山脚下的一个蒙古包是乡间投票所，有一辆吉普车会到那里收选票箱，“大夫”可以帮我们安排，搭那部吉普车到苏木中心。票数会在投票日的第二天清晨统计完毕，再交由蒙古空军一架庄严古老、漆成黄色的安托诺夫二型（Antonov 2）双翼飞机，送到省会。如果苏木地方书记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搭乘这架飞机，尽快回到乌兰巴托，再找方法继续往西边走，一直走到阿尔泰山。“大夫”恨不得早点离开，而我们脱队的话，并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完全相反，我们三个一走，戴尔哲就可以把我们的坐骑当成备马，大幅减轻更换马匹的压力。戴尔哲天性乐观，随遇而安，由他领着阿乌博德，应该不会有问题。我惟一觉得亏欠的人是巴雅尔。照道理来说，他应该有选择离开的自由，不过，他回到乌兰巴托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更何况脱队之前必须取得蒙古电视电影厂的同意才行。“大夫”把这里的情况分析给他听，巴雅尔着实有些动心。但是，他得到省城打个电话给他的老板，才能做出决定，现在他只能陪着阿乌博德。后来，他的老板告诉他，他得继续拍下去，我们很遗憾，再也没能见到他。
第二部分烤土拨鼠肉
我们待在原野的最后一天，内心充满了矛盾，因为我们想尝试一下土拨鼠的滋味。料理土拨鼠的重责大任，当然又落在巴雅尔肩上。两个猎人送给我们一对土拨鼠，他们的枪法准确，直接打在土拨鼠的脑袋上，一枪毙命。戴尔哲和巴雅尔把这对土拨鼠拿到河边，洗剥干净。巴雅尔在火里烤了几块石头，然后把滚烫的石头、土拨鼠的尸体，往锅里一扔。就这样。不用料理，不等水沸，不放调味品。巴雅尔向我们保证，这顿大餐我们吃了还会想再吃。保罗和我一肚子问号，我们还是不大确定，有没有勇气吃这对可爱异常、肥嘟嘟的小动物，在剥皮之前，它们的脸看起来是那么的困惑，竟有点像是动作慢吞吞的老议员。但是，我们吃了那么多餐羊肉，嘴巴都淡出鸟来，实在不想放弃换换口味的机会。巴雅尔掀起锅盖，钩出两串被烫得黑黑的土拨鼠肉，看起来实在很像放大的兔子。土拨鼠的肉比想像中更硬，筋很多，并不难吃，只是没有什么味道，咀嚼之间，没有什么感觉，硬要找个比方形容我嘴里的土拨鼠肉，我只能说——它吃起来，有点像羊肉。
稍后，我跟开着吉普车，到处去收选票箱的当地官员抱怨，土拨鼠根本不中吃，那个人干笑起来。“你真的不应该跟我说，你吃过土拨鼠肉，我可以逮捕你！猎土拨鼠的季节要两个星期之后才开始。不过，话说回来，牧民想要干什么，根本没有办法管理。”这个官员大概四十多岁，精力充沛，一脸精明，是蒙古新一代的干部，比起先前的官员，他们的意识形态淡得多，比较实在。以前的官员墨守信条，食古不化。当然，在每个苏木行政区，还是有原先的组织，当家的还是地方党部主席，不过，从中央政府派下来的专业经理人才也已经进驻党部。这批人很能干，精力充沛。我们的向导叫做康保，是中央派下来的总顾问。他是在本地长大的，很乐意配合中央政府的号召，辞去在乌兰巴托的工作，回到了乡里。因此他对正在进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有一份特殊的关心。他向我们解释，乡下的老百姓还是很保守。虽然有许多人正在首都筹组反对党，蛰伏已久的民主运动又将萌芽，但偏远的苏木的牧民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成长中的反对党，跟偏远的地方没有什么接触，预料这次选举，还是会由地方党部提名的两个候选人轻松获胜。“候选人有哪些？”我问道。“我是其中之一。”他面带微笑地回答我。然后，他大谈他的抱负，以及如何促进地方发展。
他的做法倒是挺踏实的，并没有空谈理论。他解释说，这个涵盖蒙古典型地貌——戈壁、山谷、草原、高山的地方，除了发展农业之外，别无选择。这里没有矿藏，气候又限制了牲口饲养的数目。此地冬天的气温，低到零下四十度，幸好降雪量只有十六英寸，雪如果再厚一点，牛群就无法用牛蹄拨开冰雪，找到埋在下面的野草，这样一来，损失可就惨重了。许多乡民想要办一个小工厂，处理他们生产的生鲜食品，康保说，这些要求他可以设法办到，目的是把他们留在草原，不要搬往乌兰巴托。他一直觉得在原野的生活比较自在，也比较富裕。他希望能把电力送到一般人家的蒙古包里，让他们看看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已经有一些富裕的牧民买了日本制的简易发电机。苏木的南边，靠近戈壁沙漠的地方，也展开了先期的风力发电实验。看来，这个实验应该会成功。
康保在城里的官方客房又给我们开了一个欢迎会。这是一个扎在城中央的蒙古包，里面有床、干净的毛巾，还有桌子，梦想中的一切奢侈品都找得到。端起奶酒，正要为蒙古的未来干一杯前，康保伸出中指，沾了沾酒杯里的酒，弹了三下。一小滴酒弹向空中，一小滴弹向火炉，一小滴弹向地。这是我们见识过无数次的蒙古传统礼仪，敬天、敬地、敬火。他还多解释了两件事：用中指，是因为这是右手当中最少用、因此也最干净的手指，至于把手指放进酒中，是测试酒中有没有毒。蒙古人相信，酒里有毒，指头会觉得辣辣的。
第二天，飞机无法按照既定时间起飞，有一辆运送选票的摩托车，因为路程实在是太远了，没能及时赶到。我们躲在机翼的阴影下等摩托车时，我问康保：“选举结果如何？”在我们头顶上，整装待发的驾驶员早就不耐烦了，频频伸头张望，像极了一个在温室里的花匠。“我当选了。”他回答，“在我们这个苏木，我们的党赢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选票。”
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从东方赶到伯利恒寻找耶稣的智者。
在今天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