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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学习。应该承认，直到今天，中国的探险事业还比较落后，中国人在世界范围的探险还很有限。2000年我参加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去长城站期间，就受到很大的震动。当然，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在地球的两极、全球所有的高峰、五大洲、七大洋都已留下了当代中国人的足迹，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探险家指日可待。但历史无法重复，了解人类以往的探险经历和经验不可或缺。而且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以往探险家记录的现象有的已永久消失，只能从他们的书中领略了。
重庆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旅游与探险经典文丛”，其着眼点显然正在于此。该文丛融探险、考古、文学、文化人类学于一体，既勾勒探险家们多姿多彩的极限生涯，也凸现积极向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更重绘人类文明不为人所知的曲折发展图景。该文丛预计推出三辑，首辑推出的十本新书中，有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探险经典海尔达尔的《孤筏重洋》、《太阳号草船远征记》、《复活节岛的秘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冷战时期的涉险名作《俄罗斯纪行》，有勘探成吉思汗古老帝国秘密的冒险旅行《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有复原名著《白鲸记》惊险氛围的《寻找白鲸记》，有追溯著名探险家维迪亚生平足迹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等等。稍后即将推出的二、三辑，预计会在继续关注名家名著的基础上，更注重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探险方式的独特性，在提炼个人探险经验的前提下，将世界各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多样，更真切全面的描绘出来。
至于这些探险记涉及范围之广泛，记载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生动惊险，描述之细致传神，只有读过的人才有体会。无论是为了科学研究，积累知识，还是为了陶冶性情，欣赏休闲，都会开卷有益。与一般读者相比，我的游踪或许较广，但我自知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地方，大多是这辈子都到不了的。2001年从南极返回途经智利时曾想去复活节岛，因多种原因未去成，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好在第一辑中就有《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多少能够弥补我的遗憾。
第一部分致谢词
多亏了以下朋友的帮忙，这趟蒙古之行才能顺利开展。首先，我要感谢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欧尔沙福易（H。Olzvoi，现任蒙古驻北京大使）的协助。他当时兼任丝路计划委员会主席，我们有任何需求，只要找上他，他一定全力支持，使我们这趟旅行得以顺畅成行。蒙古驻英国大使欧祺尔巴尔（Ishetsogian Ochirbal）与馆内人员寄给我们正确的路线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巴黎总部的戴安尼（Doudou Diene）、哈特罗（Eiji Hattori）以及丝路整合办公室（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的支持，称得上热情积极，让我们感激不已。
非洲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的阿肯纳（Sirin Akiner）提供我们中亚地区的联络人名单。密德兰银行国际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Midland Bank）顾问伍尔佛（Nicolas Wolfers），替我跟苏赫迪尼（Dugersurengiin Sukherdene）接上头，再联系上蒙古国家银行（Mongolian State Bank），让我顺利在乌兰巴托进行初期安排。他的妹妹额儿仑（HO誩lun）充当我的翻译，也提供不少便利。水牛城（Buffalo）的汉密尔顿（Hamish Hamilton）提供我御寒的服装与睡袋，适合在蒙古5月时使用，我脚下的靴子与外套，则是由Timberland公司热心赞助。
蒙古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笑容满面的文化参事波尔浑都易（Buandelgereen Borhondoi），不过少了芭琪曼诺娃（Tanya Rachmanova）的翻译，我终究还是会一事无成。
其他在蒙古提供我们各种协助的人还包括毕拉（Bira）院士、友谊协会（Friendship Societies）的奇密多尔扎（Chimidorj）先生、刚巴（Ganbat）先生以及外交部的刚苏赫（Gansukh）先生、刚巴巴托（Bumbyn Ganbaatar）、杨丹多尔扎（Damdinsuren Yundendorj）、音效师泽伦德扎夫（Tserendjav），以及协助我们拍摄纪录片的蒙古电视电影厂的伊斯坎德（Ishkand）。还有带我们漫游的十多位牧民向导，他们是我们的原野导师，我真的要特别感谢他们，让我们分享他们的“黄金遗产”（golden heritage）。
我还要特别提到“大夫”博希吉特（Boshigit）一家人的友善好客，让我和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在乌兰巴托如沐春风。洋基通运（DHL）的艾伦（David Allen）也是我们格外感激的人士，他的想像力与慷慨的捐赠是我们这趟行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DHL遍布全球的服务点，更是空前的成就，足以媲美蒙古中古时代的驿站。
两位蒙古帝国史权威——杰克森（Peter Jackson）博士与摩根（David Morgan）博士花费心思与时间审阅我的初稿，提醒我书中几个明显与史实有出入之处。当然，书中的所有错误还是应该由作者负责。
第一部分秘 史
在乌兰巴托，我跟阿乌博德第一次见面，正当我们两个吞吞吐吐，互相猜测对方的话意时，他的哥儿们葛瑞尔，就这么冲进我们的房间。葛瑞尔是典型的蒙古骑兵后裔，身高大约六英尺，跟一般蒙古人相比，他算是高的，全身紧绷，桀傲不驯，凶恶的脸庞上是一头狂放的深黑头发，长长的、油腻腻的，又留了个傅满州（Fu Manchu）式的胡子，怎么看，都觉得他有几分邪气。他讲话的口气跟吵架一个味儿，满腔怒气好像无法遏抑，随时会爆发出来似的。
葛瑞尔是职业雕刻家，纤细的手指，秀气的手掌，跟他粗野的相貌完全不搭调。他是个粗豪的汉子，绝不扭捏作态。他很迷打猎，雕刻的尽是些鹿、熊或是大角羊之类的动物，惯用的材料是骨头或是鹿角，完工的作品随意放置在石头、毛皮与羽毛之间。他射杀过十几只熊，其中一只的皮就铺在他小小的公寓地板上，猎枪则斜倚在沙发的背后，有人来，葛瑞尔就拿出他最得意的相簿炫耀，里面是看来有些粗糙的黑白照片，一张张记录着他的野营营地、猎友，少不了他踩在动物身上的骄傲时刻。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两人都是浪漫派。阿乌博德的梦想受困在办公室内，葛瑞尔则是一个职业向导，能用营火烧一桌好菜、在马背上打盹、轻易地缚好马鞍。他走起路来，总带着股神气劲儿，看得出来，他是个活力充沛、不知该怎么发泄的人。他的表情看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他很乐观，喜欢帮助别人，一心一意想走完这趟艰苦卓绝的旅程。只是启程前，他一直是愁眉苦脸的模样，话很少，神色严峻，眉毛始终纠在一起。
阿乌博德和我都觉得该把我们最新的计划方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一声；趁着这空当，他就去找些健壮的马匹及几个可以一道上路的伙伴，组成远征队。
第一部分试骑之旅
在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之后，又在1989年10月与翌年4月，两度重返故地。每一趟，我都敦促他们定下清楚的行程计划，可每次所有的时间却都花在捉摸阿乌博德的心思上，试着为他伟大但空洞的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或许通盘的计划，还需要从长计议，但我总希望，计划的组成要素能一点一滴地就位。由于行程展开在即，我建议他们利用一整个夏天，把马赶到蒙苏边界，把马匹留在那里休息给养。这个行程的目的是让我预估一下，骑马跨洲长征的可行度到底高不高；按照蒙古的老法子骑马到法国，又会碰上什么问题。但是，阿乌博德却不想进行试骑，打算先拖一年，再一鼓作气从乌兰巴托杀到法国，中间根本不作任何停留。他并没跟我解释为什么要拖上一年，我也始终没搞清楚，所以我花了好大的耐心说服他接受一步步来计划。
我每去一趟乌兰巴托，就会发现我的蒙古朋友信心更坚定了：他们一定要用蒙古的传统方法进行蒙古式的冒险。此时，我的心念一转，觉得当个观察者也很好，只要从旁提供咨询就行了，该我说的，我就说，其他时间袖手旁观，其实是一种奢侈。即使他们不理睬我的建议，可能也是因为，在蒙古的土地上，应该依照蒙古作风行事。这对我来说，是个观察现代的蒙古人如何安排长程旅行的绝佳机会。我对自己说，这支由阿乌博德和葛瑞尔率领的远征队，前途一片大好：阿乌博德是做官的，懂得行政协调；葛瑞尔是野外专家，有能力替行程打理具体事项。我的印象是这两个人有很长的合作历史——事后证明，我错了，他们只一起打过几次猎而已。
阿乌博德总算拿定主意了：计划的第一步，是7月出发，在夏天横越蒙古。葛瑞尔从旁建议，5月时我们可以有一次试骑，地点是肯特省（Hentei，一拼成Hentiy）的荒野，据说这是成吉思汗早年活动频繁的龙兴之地。这想法正合我意，我可以在野外实地测试装备，尤其是那部迷你摄影机，还可以观察有意加入远征的志愿者，掂掂他们的斤两。
还是一样，没有人清楚我们要去肯特省的哪里，距离大概有多远，更不用说地图了。或许是安全的原因，这里的地图不易取得，更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公开印行过。我只知道我们会花上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到乌兰巴托东北角的肯特省爬一座高山。葛瑞尔花了不少心思制作了两块椭圆形的青铜雕刻，每一块大概有十二英寸宽，这是他要放在那里的纪念品。第一块青铜刻的是少年成吉思汗，二十岁左右，英姿勃发，那时他正转战各个部落之间，威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