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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却见不到羊的踪影。气温已经降到冰点。湖边有几栋小木屋，想来是为渔夫或是假日野营的人准备的，我和保罗躲到其中一间避寒，把鸟粪、老鼠屎之类的垃圾扫到一边，摊开睡袋，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只被吓坏了的、瘦巴巴的羊，从卡车的后面被拖了出来，就着卡车头灯的照明被一刀杀了。料理花了两小时，凌晨3点，我被“大夫”叫醒，他把一碗热腾腾的肉汤搁在我的鼻子下面。“我特别端这个给你，喝下去，身子就暖了。”他的声音很温柔。我无法拒绝他的好意，真把那碗浓浓稠稠的汤喝了下去。这碗汤腻得很，油很重，好像还有几片滑溜溜的羊心、羊肺，顺着喉咙溜了下去。
第一部分受到尊崇的款待
第二天中午，地方党部书记带着十来个干部出现，众人一身洁净、干练的黑色套装，好像根本不属于这个地方似的。书记是个年轻人，顶多三十出头，跟所有蒙古人一样，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介绍这个地方跟成吉思汗的关联。他甚至还别了一个成吉思汗肖像的徽章，三年前，没有哪个共产党员敢有这么大的胆子。这半天的活动是传统共产党的仪式：书记颁赠纪念章，每人一枚，全部有份，虽然我们根本没有做什么值得领奖章的事。葛瑞尔早就铸好一枚大徽章，其中一面描绘剽悍的蒙古骑士，马首向西昂扬。另外一面是路牌（paiza），是蒙古大汗赐给使臣与大臣的标记，模样像一块板子，质料从木头到铜、金都有，主要是看领受人的等级和信差的重要性，领了路牌以后，在大汗治下的领域都享有特权——随从护卫、免费向导住宿，一路上通行无阻。
葛瑞尔雕铸的勋章吊在一条象征幸运的天蓝色丝带上，礼尚往来，也是人手一枚。率先致词的是阿乌博德，他着实称赞了两个牧民一番，他说，这两个热心人士听到我们长征法国的计划激赏至极，希望赠送些牲口，以壮行色，也省得我们租来还去。于是，大家围成一个圆圈，阿乌博德庄严地踱了进来，穿著深紫色的蒙古袍和沉重的毡靴，摊开的双臂上挂着一条蓝色的丝巾，两手端着一个镶银的木碗，里面装着几乎要溢出的马奶。丝巾，也就是中国人熟知的“哈达”，是传统蒙古习俗中最尊贵的礼仪，施者与受者都有莫大的尊宠。阿乌博德把丝巾送给第一个牧民，那牧民显得有些退缩害羞，然后两人走到他送给我们的马匹旁边。照传统的蒙古仪式，赠马的马镫上要洒几滴马奶，才能连好运一块带走，一路平安。半野生的蒙古马，见到陌生人手边飘着一条波浪般的蓝丝巾，手里端着一个银晃晃的碗，自然觉得害怕，个个都抬起前脚想逃。这些牧民虽然是养马高手，但我怀疑他们捐赠的并非良驹，那两匹要陪我们踏上征途的马，看来马齿已长，不怎么牢靠。但我只默默地看着，我终于明白了蒙古古谚说的教训：千万不要在别人送给你的马头前面，打量它的嘴巴。
第二天过去了，我们还是待在营地，保罗和我已经习惯了蒙古人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做事态度，每个人都很有礼貌、很和气，牧民特别殷勤，想尽办法让我们在遥远的肯特省过得舒服。他们知道，城里来的蒙古朋友只要置身在成吉思汗的遗产中，就已经够陶醉了；而我们两个外国人大老远跑到肯特这样的穷乡僻壤来，还肯用蒙古传统的方式跟他们一道旅行，对他们来说，真是莫大的光彩。
他们把羊身上最好吃的部分，先敬给我和保罗，还一直教我们怎么帮马上脚绊。套上脚绊的马会很安分，只能慢慢地走，秘诀是：在马匹旁边伏低身体，当它的前蹄举得够高、两个蹄子贴近、身子几乎都站直的时候，飞快地把皮绳一端抛出去，在两只前蹄上绕两圈，先绊住它，留个四英寸的空隙，再打个一抽就开的活结。这批牧民像水手一样，打得一手漂亮的活结，而且各有独门绝招整治马匹。几个人轮流过来教我们，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打的结最好，结果，我们学得越多，就越胡涂，手越来越笨，那几个牧民笑得合不拢嘴。大家告诉我们，在大草原上，就算我们驯服了马，也找不到适当的灌木或是大树，把缰绳系在上面，马要跑要跳，也没有藩篱挡得住。根据这样的理论，我想：一匹飙起来的蒙古马，可能可以跑上伦敦到罗马的距离，中间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物。
保罗长大之后，就没有再骑过马了，因此虽然我先前警告过他，但是当他见到蒙古的马鞍，还是吃了一惊。西方人实在很难适应这种蒙古马鞍：头尾向上翘起，窄而高，而且还是木头做的，跟在中国皇帝陵寝中发现的马鞍，几乎一模一样。牧民提起他们手制的马鞍就得意洋洋，觉得那是艺术的结晶。马鞍上面有精心的彩绘，还用红丝绒盖着——他们最喜欢的颜色是鲜亮的橘红色——而且用大量的白银镶边、铸成各式各样的小装饰。装饰多半只有两英寸宽、一英寸高，摆放的位置恰好是大腿贴到马鞍上的地方，任谁骑上这种马鞍，都会被磨得哇哇叫，大概只有蒙古牧民受得了，他们一辈子都在马背上讨生活，早就百毒不侵了。那几个菜鸟或城市艺术家还没资格骑这种马鞍，他们用的是政府配发的标准马鞍，木板上有两圈铁，铺着一层薄薄的毛皮，比起传统马鞍来，也舒服不到哪去。
我就精明多了，我带来的马鞍是跟随我仿真十字军东征路线时的老朋友。一拿出来，引发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还配了一个双头的三角架，让马鞍可以立在地上。蒙古人从没见过这种马鞍，只要我一没注意，他们就会拿我的马鞍放到比较温驯的马上试试看。欧式马鞍的肚带、腹带及马镫皮，都与蒙古的传统马鞍不一样，所以他们绑马鞍都是随兴所至，爱怎么绑就怎么绑。头五分钟，他们把镫索当成腹带，第二条镫索又被他们当成副腹带，很吃力地用蒙古的方法勉强绑在马的胃上。等我示范正确的绑法之后，大伙儿喜滋滋地跑到营地的另外一边，轮流试绑，笑得很开心。
最后，趁着天还有些微光，所有人——牧民、党工、远征队申请者、艺术家——站成一排，让保罗帮大家拍合照，像一支想留下此刻的足球队。只是立在大伙儿中间的不是足球，而是葛瑞尔雕铸的第一面铜板。未来，这块铜板会竖立在成吉思汗的龙兴之地。这个粗野无文的孩子，就是在那里，朝着“海洋大汗”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即今天的北京，当时为金国首都，称为中都。
archimandrite指的是东正教大修道院的院长，而Palladius则是小亚细亚著名的基督教修道士与历史学家，这个人的原名是克法洛夫（Kafarov），帕拉丢斯是他自己取的名字，所以作者形容他的名字响亮。
根据《蒙古秘史》记载，这个人就是威震欧洲的大将速不台。
The History and the Life of Chinggis Kkan ；Uraunge Onon译，E。 J。 Brill；1990——原注。
20世纪初，曾经两度进入南极探险，1912年，在南极冻毙。
南美洲的游牧族人，多半是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种。
两个威尼斯商人尼可罗（Nicolo）和马非罗波罗（Maffeo Polo），几经辗转，从陆路走到成吉思汗孙子忽必烈大汗的金帐，就蒙恩获赠了路牌，助他们返乡。第二次他们又去晋见忽必烈大汗，依旧用路牌协助旅行，这一次他们带了日后得享大名的孙子马可（Marco）随行——原注。
第一部分牧 民
第二天早晨第一项工作就是整顿马匹，组成马队，把我们的帐棚、备份摄影器材、拆成三部分的折叠炉架与铁制烟囱，还有那具被砍掉头的、血淋淋的羊尸体放在马背上。牧民又调来五六匹马，现在有足够的数目可以挑选了，所以大家找了一匹体能最好的马，运载我们的装备。
但我们的运气不怎么好，这匹马脾气坏得很，固执得要命，因为它以前根本没当过驮马。牧民使尽力气，好不容易才把粗铁做成的马箝安在马齿间，把辔缰套在它的头上，但接下来这牲口抵死不从，怎么都不肯让马鞍放在它背上，不是跳立，就是低头。就在这不上不下的当口，经验老到的丹比多尔扎，不慌不忙地用生皮做成的细缰绳套住马的上颚，狠狠地勒紧。这匹马被整得龇牙咧嘴，上颚越掀越高，最后看起来像是貘。西方铁匠也有类似的设计，一种叫做鼻箝（nose…twitch）的玩意儿，就是专门用来修理顽劣的马匹的，道理完全一样。但是强忍倔强的半野生蒙古马，死也不服输，劲长得很，一路走，一路摇头晃脑，总想甩掉头上的拘束。
光靠那玩意儿，好像没法制服它，于是牧民再加了一圈脚绊。两道生皮制成的圆圈把马匹的前脚套住缩紧，再在马匹的后腿上，绕个圈。马绊让马匹觉得更不舒服，两脚前踢后踢的，竟有些动怒了。两个蒙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马的两侧，用抓苍蝇的闪电速度，揪住了马匹的耳朵。他们一动手，就毫不留情，死命地把马的耳朵往下扯，还转了几圈，这匹可怜的马更是昏头转向，不知所措。它的头脚全被逮住了，动也动不了，只得乖乖地让马鞍放在它的背上，接下来蒙古人又用快得看不清楚的动作，把马鞍缚好，绳子绑紧。
终于一切就绪。扯耳朵的人放下手来，马箝卸下，倒霉的马儿以为它可以轻快地跑起来了。它一肚子气，前腿一掀，撒开脚丫子正想跑，完全不记得它脚上还有扎扎实实的脚绊，当场跌了个狗吃屎，摔得很惨，连在一旁的我，都皱紧了眉头：一来我担心它背上的东西不经摔，二来看它这个样子，也觉得它有些可怜。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匹马头一扬，马上又站了起来，虽是满身重物，又套着脚绊，还是小跑步往前冲，这次它是屁股着地，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