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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星期天。
敲第二次门的时候他才听到，“进来”，他在原地叫了一声，背对着门，眼睛看着窗
外。门柄轻轻地旋转着，被打断了思绪的刘主任懒洋洋地转过了自己的身躯。他看见了推门
进来的这位瘦小的、黑不溜秋的妇女。她穿着千篇一律的蓝布套服，剪着短发、头发稍有点
乱。他想，教师可是应该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呀。只有她的眼睛，虽然那是胆怯和顺从
的，却又是执拗和热烈的。她的目光里似乎有一种与她的年龄、她的装束、她的举止、以及
与这个硫磺味严重、烟雾蒙蒙、质量评价根本不及格的城市环境不大相适应的东西，使他的
心一动。
“是的，是您，您没有变样，走在街上我也能认出您……不，您大变样了，您完全
像……”她伸出了手，说的话令人不知所云。
这也是规律，来访他的人都要这样说的。说没变样是为了赞美他的驻颜有术，说变了样
是暗示他的成就，他的地位。而这位女同志，却一股脑推销起她的最好的矛和最好的盾来。
多没意思！
他是冷淡的，她好像不怎么计较。她从提包里掏出一个老式的漆皮笔记本，“您想起我
来了吧？”她期待地问。
他想不起。他把笔记本接了过来，翻开第一页，是一幅并不高明的水彩画，画着太阳从
山后升起，光芒万丈。他仍然糊涂，黑不溜秋的女教师却兴奋得声音都颤抖了，“您翻过一
页，请您再翻一页……”
第二页，上面写的是：
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人生活得更美好。
书赠我的不相识的善良的朋友
刘俊峰 １９５２年新年前夕
后面又有一行小字：
你一定有最灿烂的前途。请跳一个舞。
是？分明是他的名字，他写的字，只是，那时候的字，幼稚得像是出自一个孩子的手。
分明什么也不记得。他的记忆力已经糟到这般田地了吗？
女教师回顾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夜晚的联欢。那时候刘俊峰在工业大学上学，他们
班在除夕与附中的毕业班联欢。每个同学都准备了自己的礼物，为礼物题了词，并点了自己
需看的节目。礼物包好，按照大学班与附中班分成两堆，然后各自从对方的礼物堆中拿起一
个红纸包，津津有味地看各自得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和谁送的礼物，然后分别找送礼的人道
谢，互通名姓、互相交谈，然后按照送礼者的要求分别表演节目。
黄金的岁月，黄金的年华！生活就像游戏一样快活，游戏却又像命运一样庄严。
是的，有过这样的新年联欢，有过这样的友谊和欢乐的赠礼。他已经记不起有关这项联
欢的细节和形象，但他记得并完全承认当年迎新联欢的概念。
“那个除夕晚上我和您说了许多话，我知道，您是高才生，又是团小组长。您对生活的
信念一直鼓舞着我。我一直保存着您的礼物，您的旭日东升的画和您的题词。我真喜欢您的
题词。我们班的同学有的得到了一个布娃娃，有的得到了一块三角板，有的干脆是水果糖—
—他们的礼物都不如我！我真是最幸运的人。”
封皮上烫着“学习”两个金字的漆皮笔记本恍恍惚惚在刘俊峰的尘封已久的记忆中出现
了，然而，他仍然不记得画和题词，更不记得这位当时的中学女生。３０多年了，他的命运
几经起伏，他每年都要新结识几十、上百个人，认识得愈多，忘得就愈快。有远远比这个女
教师更需要他记住的人物，很多，很多。
“我非常珍视您的笔记本，看到它，我就想到那个年代。不管什么时候，我不能忘记那
个年代给我的教育。一想起这些，我的生活好像也变得好一些了……”
“真对不起……我忘了……”他摇摇头，苦笑着。他不能说假话，假装记得她。为什么
要欺骗这样一个毕竟是在３０多年前邂逅过的，看来还满天真可爱、又有点罗嗦的女人呢？
“从前年我就在报纸上看到您的名字，我知道，那就是您。我看到了您参加联合国环境会议
的消息，是在日内瓦还是斯德哥尔摩？后来我就到处找您。在《环境科学》杂志上，我读了
您的文章。您的学问可真大！您现在是专家，又是大干部，我真高兴！我也光荣！我看准
了，５０年代的共青团员里将会出现四个现代化的栋梁！也许将来你会当副总理，真的！”
刘俊峰摆了摆手，紧盯着她的脸，想从她脸上分辨她是不是虚伪阿谀。
“我知道您很忙，请原谅我打搅您。１９５２年秋天我考进了师范大学，学中文，１９
５６年分配到Ｔ城，一直在一中。对不起。我说话有点罗嗦。现在我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
任，孩子们担心考不上大学，思想负担很重，有的年纪小小的就说活着没多大意思。我给他
们念高尔基的《海燕》，念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都哭了，他们当中却有人无动于
衷。我告诉他们，生活是美好的，他们不信。他们甚至于问我，可您的生活又有什么美好的
呢，我气得要死，他们根本不懂得我多么热爱我的工作，多么愿意把理想和信念给他们……
可是我太渺小了，我震动不了他们的灵魂。现在您来了，太好了，我已经把您给我的笔记本
给孩子们看了，他们很受鼓舞。对不起，我得寸进尺了。您到我们班上去讲个话吧，哪怕只
讲十分钟，哪怕不讲话也成，让孩子们看一看您这个有成就的大活人，对不起，我的话有点
粗鲁。要让孩子们知道，人是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的，生活的前景是很广阔的，活着，是有
许多事情要做的……”
刘主任感动了，这位早已忘却了的老相识（单识？）的心多好！然而……要命，他到Ｔ
城来难道是为了向一个班的中学生发表演说？甚至只是展览一下“大活人”？他不是黑猩
猩！他不想满足那种看一看他的原始要求。他的仅有的五天的日程已经全部排满，他要听汇
报，他要作报告，他要批文件，他要和北京通话，他要抽出剩余时间继续他的专业研究，还
有好几个数据没有搞清楚。Ｔ城还安排了什么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烦死人！他是一个工程
师，又是一个领导干部，他不是普渡众生、有求必应的菩萨。他不想乱伸手，也不想拉选
票。而且，这个女同志呆的时间太久了。
“不行，我的日程排满了，就这样吧。”他硬起心肠，准备送客。
“那么晚上呢？”女教师的声音有一点像哭。“您到我那里坐一会儿行不行？我只叫我
们班的班长和团干部参加，我给您做一顿饭，您只利用吃饭时间和他们说上两句，不影响您
饭后的活动……只是，我的饭做得不好……”
他没有来得及表态，一阵轰隆轰隆的说笑声撞开了门，是省里和市里的领导同志对他的
礼节性的拜会。他们气宇轩昂，声音洪亮，旁若无人。刘俊峰甚至没顾上注意女教师是怎样
离去的。
五
刘主任在Ｔ城的工作非常忙。会议说是专业性的，却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在专业之外。几
个典型材料在介绍自己的新的技术成果的同时，要用一半以上的时间谈诸如怎样争取领导的
重视，怎样发动群众，怎样解决环保与增产、环保与节约、环保与调整经济的辩证关系等问
题，“党委重视是关键，依靠群众才好办，思想工作要先行，环保生产双进展！”这可能不
算专业，但是没有这些就没有任何专业，专业干部进入了领导班子以后，为了专业，必须把
自己的精力的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十分之七放在专业之外。他是清醒的，在会议上倾听这
些句句是真理的套话和句句是套话的真理的时候，他虽有苦笑，却并无怨言。
鲁（？）老师又来了两次电话，锲而不舍，他终于答应了在第四天晚上到她那里去吃晚
饭，见见她的班上的宝贝疙瘩一样的学生干部，“总共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他说。女教师
的声音即使从电话筒里听去也叫人感动，可以说，那叫作“感激涕零”。
忙里偷闲，省和市的有关领导同志陪着他游了一次松山古刹，用了半天时间。陪游的人
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古刹旁的一株“周柏”——周朝的柏树，我们的老祖父，像石，像钢，
像现代派雕塑，死的枝干里仍然保持着活的汁液。他想着的却是，什么时候能使Ｔ城的空气
跟松山这里一样清新就好了。
１９５４年他游过松山古刹，在西大桥边等了一个小时才坐上了公共汽车，那时候古刹
的汽车两个小时开一趟。汽车挤得叫刘俊峰透不过气。回程又错过了最后一班车。等回到城
里，已经是午夜，饭馆、商店早已停止了营业，又没找到私人摊贩。他摸来摸去，在衣袋里
摸出了一块半已经不清洁的硬块水果糖，这一块半糖便成了他的晚餐。古柏消失了，一块半
糖却存活在他的记忆里，带着往日的好兴致和安贫乐道的自豪。
第三天晚上，省、市各有一位领导同志陪同他观看了梆子戏：《秦香莲》。他只不过闲
谈的时候和赵秘书提了一句，１９５４年他听过这里的梆子：《鞭打芦花》和《喜荣归》。
立刻，赵秘书安排了这次看戏。地方同志待客的人情味像酒，而北京的干部对地方上来的同
志像水。梆子的古朴苍凉的唱腔使他几乎落泪，他为秦香莲不平，为包黑子鼓掌，他再一次
深深地、铭心刻骨地感到了我们的民族对于包公们期待得有多么久，有多么深。当然全非故
意，他这位懂外文、出过国、在当地干部眼中看来相当“洋”的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
新任领导干部竟能为一出梆子戏如此动情，这大大密切了他与当地干部的关系，沟通了他们
的感情。很明显，听过这次戏以后，地方的领导同志更拿他当自己人了。
在这些礼节性、交际性的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