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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拜，因为他鼓励青年人说：“孩子，要有志气！”如果在美国城市里一位日本人（或东亚其他国家的人）被视为英雄，这就表明思想交流的双轨道路已经建成。
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日本的质量控制法（源于美国人阿瑟·迪明的构想）已经引入美国。美国的汽车工业也在十分积极地向日本学习。在特定的工业领域，美国对于向日本学习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真正的学习是需要谦虚精神的。幸运的是，美利坚基本上是一个开放且富有同情心的民族。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凭借历史而狂妄自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能成为历史上最仁慈的国家。欧洲诸国专注于谋求本国的利益，而美国却推出了一种观念，同时还促进了东亚社会的进步。美国人出于纯粹改革精神而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如果缺少这些帮助，东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美国的大学为东亚培养了许多有着敏锐思想的年轻人，正是这些人推动了这一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说，美国建造了东西方融合的桥梁。
历史证明，贸易不仅能够带来财富和货物，而且能够促进思想交流。如果东亚和西方缺少跨太平洋的文化交流，那么他们之间飞速发展的贸易往来就不可能完整无缺。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方的融合必然会实现。一旦美国的政治团体认识到这种融合是美国社会振兴的推动力量，那么民众对一些国家政策的认同感就会大大提升，比如：他们会赞成美国作为维护全球稳定的因素，继续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显而易见，现在这种融合已经开始出现了，它将会产生双赢的结果，这一点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表现最为突出。
第四部第9节 亚太地区安全问题
亚太地区在20世纪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战争，然而今天却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安宁的区域，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在它的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有所涉及，尽管还有一些因素难以得到证实，但至少值得我们去思考。例如：一个解释是东亚安全问题已经从欧洲人的利益中解脱出来。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两场激烈战争，从根本上说，“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和欧洲安全问题有着显而易见的紧密联系”。我们要对这种简单的解释表示怀疑。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并不是这个问题惟一的解释
（尽管这一点无疑十分重要）。如果军事优势起关键作用的话，北约就应该能够阻止波斯尼亚的危机。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亚太地区形成一种独特的“合作文化”，这是东西方一种不寻常的混合。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在处理分歧的时候，既本着东方人的态度又结合了西方观念（例如，有关国家主权和地区性组织的概念）。当今东南亚的合作模式是最成功的。
亚洲也有着像巴尔干一样危险的地区，那就在它的东南角上。从区域面积和差异性上看，东南亚都远远超过了巴尔干。这里的人口超过4亿5000万，相当于巴尔干的十倍。这里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也远比巴尔干复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两个派系）印度教，道教和孔教在这里共同存在。就在十年前，人们对东南亚局势的看法比巴尔干地区更加悲观。从二战后一直到1984年，欧洲始终保持着和平状态，而同期的东南亚却经历着叛乱，这里在冷战期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
直到1965年，东南亚地区的前景仍是一片暗淡。印尼在苏哈托执政时期经历了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继续处于对峙状态；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沙巴州问题上争吵不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合并问题悬而未决；叛乱在整个地区盛行。这些国家都认为自己是在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因此，不到30年前，传统观念认为东南亚国家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向共产主义。对于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东南亚地区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那么后来东南亚是怎样发展成为第三世界最成功的一部分呢？这里正享受着令其他地区嫉妒的和平状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亚洲的“巴尔干”一片安宁而真正的巴尔干却战乱不断，这种对比表明欧洲而不是亚洲，正在面临历史的倒退。
为了维护地区安全，东南亚“合作文化”中的许多要素发挥了作用。第一个要素是令人尊敬的家族观念，以及对外来客人的认同，这些都深深植根于东亚的传统之中（象征性的表现是客人进屋之前要先脱鞋）。因此，事实上每个亚洲人都认可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实欧洲也有着同样的传统，但是当普世主义思想在欧洲社会兴起的时候，这项原则渐渐被侵蚀了。
在欧洲和北美，人们普遍认为当某些特定而普遍的原则遭到侵害的时候——尤其是人权问题——干涉一国的内政就是“合法的”。欧洲或美国可以被战争拖得筋疲力尽，但并不会导致相互对峙。但是东南亚地区的经历却证明：在欠发达国家之间，任意对他国内政发表评论容易导致冲突。东盟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长达25年的和平，恰恰是因为它们都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东盟由于在东帝汶问题上的无所作为而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大多数东亚国家极少对他国内政妄加评论，这也许因为它们信守一句古老的基督教格言：“让无罪之人先投掷第一块石头吧”。我们的社会并非完美，但如果我们都朝着更好的状态努力，有什么必要互相指责呢？日本限制对中国发表评论的做法其实包含了许多智慧。长期来看，这种看似“不道德”的做法能够避免冲突，从而使千百万人的生命得到保障。
“合作文化”中的第二个要素是亚洲在处理危机关系时采用的态度。如果不考虑韩国和朝鲜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的歪曲宣传（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也时有发生），那么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东亚国家之间极少出现“口水战”。对亚洲国家来说，“面子”十分重要，如果在交往中丢了面子就很容易引起国家间冲突。越南对中国的明确警告置之不理，一意侵略柬埔寨的行为就使中国大丢面子。越南外交官私下承认这种如此公开怠慢中国的做法违背了2000年来积累的传统智慧。
但是亚洲人也有等级观念。如果各个国家不违背既定的等级关系，那么和平就处于统治地位。中日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哪一方占有亚洲第一的地位。从经济上看，日本遥遥领先，但是中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占有优势。从短期看，日本比中国更加稳定，中国也需要日本的经济援助和资本投资。一方面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占有更优越的地位。所以究竟谁比谁更强呢？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日本天皇选择在1992年访问中国，当时北京仍处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这一决定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件事上日本表现出少有的大度，这就使两国关系在未来一二十年保持稳定。在亚洲，这种象征性的姿态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要素表明太平洋和大西洋推动力之间存在的差异。大西洋动力崇尚建立强大的机构：北约，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是其中的典型。这些机构共同保证了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会受到直接的武装侵略。但是在当前的时代，如果侵略行为发生在“警戒区”之外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区域（例如中东和东南亚），这些强大的机构似乎就丧失了作用。它们既不能保护其成员国免受非传统危险因素的攻击（例如移民潮和恐怖主义），也不能阻止周边地区的冲突（例如阿尔及利亚和波斯尼亚）。
太平洋地区没有类似的组织，但是这里创建了一张安全关系网。这张网是包容的而不是排外的，但更不寻常的是（也和欧洲教科书中有关传统智慧的教条相悖），推动该网络建立的力量并非来自大国强权而是来自许多中小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我们观察了近期出现的所有地区性机构，它们产生的构想和建立的基础都不是来源于世界主要大国。
每年七月召开的东盟各国外长会议原本仅限于它的六个创始成员国参加。后来其他国家逐渐申请加入，加入方依次有：欧共体（1972年），澳大利亚（1974年），新西兰（1975年），日本（1977年），加拿大（1977年），美国（1977年），韩国（1991年）。在会议上没有繁重的议程，正式的公报，也没有赫尔辛基式的“一揽子协议”。与此不同，东盟更看重的是加强个人之间的交流和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六月外长会议为两大跨区域组织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澳大利亚首先提出成立亚太经合组织的建议，但遭到了美国的反对。当这一地区其他国家都同意甩开美国的时候，华盛顿不得不加入了该组织。但起初美国并不热心，直到后来马来西亚提议建立另外的东亚经济集团（EAEC），美国才决定加强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来抵制这个新建议。因此，1993年美国主动提出在西雅图承办当年9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届领导人会议——这显然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次聚会（如果考虑到与会国所占世界GNP和人口的比例）。现在亚太经合组织已经有了年会制度，它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组织。只有看到亚太地区日益活跃的发展状况，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亚太经合组织能够迅速而踏实的发展壮大。
东盟地区论坛是1994年7月在曼谷首先发起的。日本最先提出了建议，但各国并没有马上付诸行动。当东盟采纳了日本的建议后，这个组织的确建立了起来。在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