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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体上看，西方社会在许多领域依然比亚洲社会更为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西方具有其他社会难以企及的优秀水准，这体现在大学教育、智库，当然还有文化等领域。亚洲的乐队无法与主要的西方乐队相抗衡，即便西方的音乐界吸纳了许多优秀的亚洲音乐家。但是，许多西方国家已经遭受了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折磨，其规模与程度让亚洲人深感震惊。在北美，家庭破裂已成家常便饭，吸食毒品及其带来包括犯罪在内的社会问题，少数族群集居区区的扩散，以及种族标准降低的观念等，无不严重困扰着社会。美国政府调查1960年至1990年间的社会发展趋势的数据显示，在这30年里，暴力犯罪率增加了四倍，单亲家庭与囚犯人数均增加了三倍。欧洲对其社会安全网络的嗜好同样让亚洲人迷惑不解，这些网络现在窒息着社会，长远的经济繁荣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过去几十年，当东亚人访问北美和西欧时，他们羡慕这些社会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好的生活质量。虽然今天的西方依然维持着较高的生活水准，但是亚洲人不再将这些社会视为模仿的对象。他们开始相信，他们能够尝试与众不同的选择。
如果西方人仔细研究亚洲，那么一个简单的隐语就能告诉他们看到了什么。迄今为止，大多数共同的看法认为，所有社会的发展途径是通向多数西方国家现在占据的“高地”。因此，如果要攀上更高的社会经济台阶，所有国家至少要建立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制度。今日之亚洲还能看到大多数西方国家占据的理想“高地”，但是他们同样看到，他们完全能够将他们的社会推向这个“高地”之外的“高峰”。现在，他们并不将西方的“高地”看作是他们的自然目标，而有越来越强烈的超越“高地”的愿望（因为他们不想遭受困扰西方社会的社会文化病的折磨），达到其寻求更美好生活的新高。直到最近，亚洲理念中根本不存在这种心灵视野。这体现了亚洲人新的自信。
我对“亚洲人会思考吗？”的回答是“会”的第三个原因是，今天并非这些亚洲理念第一次开始流行。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人摆脱了仅仅维持生存的状态，他们更有经济条件去思考、反思以及重新审视其历史遗产。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就像西方社会一样，他们的社会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思想遗产，并在发展其现代的先进社会时加以充分利用。就说中国和印度吧，其文明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早已获得了西方学者的广泛认同。正如在欧洲最黑暗的时候，是阿拉伯人保存并传播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一样，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的确是西方学界及其努力才保存了亚洲文明的成果。比如说，当亚洲文化堕落之时，西方的博物馆和大学收藏了亚洲最珍贵的艺术品与文物。当亚洲人深入研究其历史遗产时，他们发现传统文化大大丰富了其理念。在几个世纪里，亚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第一次得以进行。从德黑兰到加尔各答，从孟买到上海，从新加坡到香港，访问亚洲城市的人观察到，亚洲人不仅对未来具有新的自信，而且对传统语言与文化越来越感兴趣。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亚洲人在复兴传统舞蹈或戏剧上的花费将不断增多。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仅仅是大规模文化复兴的开端。亚洲人对其文化的自豪感是清晰而显著的。
简而言之，对“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迅速回答“会”的亚洲人具有更多合理的选择理由。但是，我建议这些人先歇一歇，在做出最终判断之前，先来仔细考虑一下“也许会”的观点。
第一部第4节 “也许会”的回应
虽然1997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并随之带来各种不幸，但是亚洲人依然对其前景保持乐观。这样的乐观主义是健康有益的。对于亚洲而言，从恰好一个世纪前欧洲经历的历史中接受一个小小的教训可能大有裨益：当时的欧洲同样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失控》中描述了当时的世界是怎样的情景：
20世纪在希望之中来临了。20世纪在相对良好的环境中揭开了序幕。大体而言，世界上
的主要大国已经分享了一段相对长久的和平时期……1900年1月1日，许多首都弥漫的心境基本上是乐观主义。国际格局似乎趋于稳定。看起来现有的帝国也是文明而安全的。
虽然充满了如此热切的希望，但是20世纪究竟如何？布热津斯基的描述是：
……（20世纪）是人类最血腥和令人厌恶的世纪，是幻想政治和野蛮杀戮的世纪。残忍的制度化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毁灭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得到严密组织。科学造福人类的潜力与实际上没有限制的政治邪恶之间的鲜明比照令人震惊。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这样席卷全球的屠杀，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人命丧黄泉，也从未有为了如此自大的非理性目标而持续集中地进行人类毁灭。
今天，亚洲必须自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有多少亚洲社会（日本除外，它是西方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有绝对的信心认为，它们正处于接近与当代北美和西欧的先进社会一样成功和繁荣的进程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者只有少数社会可以如此，那么“也许会”的回应就会更加强烈。
在达到西方社会所享有的广泛发展水平之前，亚洲社会还存在许多亟待克服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任何社会发展必需的经济领域。直到1997年中期，大多数亚洲社会坚信，它们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它们已经掌握了现代经济的各种基本规则，采取经济自由化，鼓励外来投资，并奉行节俭型财政政策。国内的高储蓄率为其提供了舒适的经济缓冲器。在几十年中年均经济增长率持续维持在7％或更高之后，像韩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相信，它们已经发现了经济发展的神秘万能药。
紧随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之后发生的事件说明它们还没有发现这种药方。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没有任何经济学家预计到这场金融危机的程度或规模。在危机的根本原因方面，经济学家和分析家还存在严重的分歧。写作本文的时候，这场危机还在演变之中。对危机的基本原因做出明确的判断还为时尚早，但是一些建议还是值得提出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失误。比如，虽然存在利率差异，但泰国依然决定维持美元与泰铢之间的固定汇率，这样，泰国商人就可以借入廉价的美元，并赚取泰铢的高利息。这同样导致泰国财产与证券市场的过度投资。很明显，所有这些都是难以持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此提出了慎重的警告，但是，当时相对虚弱的泰国联合政府不能开具苦涩的药方，而这是改善处境所必需的措施。泰国政府的无所作为是因为这付苦药不得不由其金融支持者吞服。从国内情况看，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混合刺激并延长了金融危机。
此外，还有一个使这个故事复杂化的新因素：全球化的力量。所有东亚经济管理者从1997…98年金融危机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它们不仅要对国内因素负责，而且要对国际金融市场及其主要参与者负责。东亚对危机不要感到惊讶。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逻辑后果。一体化既带来了好处（生活水平的重要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损失（比如丧失经济管理的自治权）。但是，丧失自治权显然无人愿意认可并接受。这在东亚国家对危机最初的反应是以拒绝为特征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同时这也说明了在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时，东亚的心理节拍落后于东亚理念了。
具有意义的是，彻底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具的诊断药方的两个东亚国家是韩国和泰国，在这两个国家里，发展中的中产阶级最为迅速地融进了现代经济相互联系的全球领域中。在我写作本文之际，虽然它们将继续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但是现在其精英已经与新的金融网络相融合了。泰国新财政部长他林·尼曼哈明达（Tarrin Nimmanhaeminda）在任何金融中心悠闲地漫步和交流。他的表现是正在出现的新的全球化亚洲理念的一项指标。
1997…9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显示了中国人理解“危机”这个术语的智慧：中国人的“危机”观包含了“危险”和“机会”两种汉语意义。东亚社会显然已经经历了许多危险的时刻。如果它们通过这次危机得以重组和复兴经济和行政管理体系，那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创造出足以应对源自全球化的现实与未来挑战的国家免疫体制。迄今为止，这么说为时尚早，同时也相应强化了这种观点，那就是，在经济领域，在回答“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时，人民或许会给出“也许会”这个答案。
其次，在政治领域，在达到西方的政治稳定与和谐的水准之前，包括东亚的大多数亚洲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代大多数西方社会，几乎没有政变和内战的危险（可能也有例外，比如北爱尔兰）。虽然美国和法国的总统制与联合王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威斯敏斯特模式存在重大差异，但是西方社会在政治安排上推行的都是自由—民主模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