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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推车有点点吃力，车轮歪歪扭扭，但一边还在东张西望，带了种既好奇又满意的孩子般神情，嘴里自顾自念叨着什么。姑娘一直低着头走，偶尔抬头望一眼嘎村的景象：沿途有五大三粗的汉子蹲在屋檐下，吃面、抽烟、打量路人，茁壮结实的北方妇女倚在门槛边嗑瓜子，速度快、动静大，“呸”地一声吐出壳，地上迅速堆起白花花的一小片。天湛蓝，正午的阳光略有些耀眼，路旁芜杂简陋的土平房显出暖洋洋的气象，在北方干燥温暖的春天。
男人个头奇高，样子又古怪，我和老关不禁多打量了他几眼，与他四处张望的目光一对视，我赶紧要扭头转开，不料他立马冲我们微笑致意，低头对那女孩嘀咕了一句，竟改变前进方向，要推了二八车冲我们过来。推了几步，可能嫌行李笨重，他支了车蹬，又低头对女孩嘀咕一句，一个人朝我们走来。我低声问老关：“你认识？”老关模棱两可地“唔”了一声，用笑眯眯的目光迎接来人。
来人操一口大杂烩的南腔北调，自我介绍说他姓符，叫符马桥。“你们都是嘎村的画家吧？来了多久了？”他非常热情地攀谈起来，伸出手跟我们握。
老关人矮壮，站在公厕前那片小土坡的高处，也只及到男人的下颌，但村干部的气势还是有的——老关当时是嘎艺术村首届村长，对新来的人格外关照。“你好你好。关天宇，叫我老关。来了三年了。这是季胜，去年来的。”
“关、天、宇——哦，知道知道。”他更加兴奋了，眼珠愈发往外鼓，从中山装的四方兜里摸出一个钱夹，从钱夹内层摸出一块叠得扁扁的剪报，献宝一样举给我们瞧。我瞥了一眼就知道了，同样的剪报，在老关家也有一份，是一家香港报纸做的嘎村报道。所不同为男人手里这张，有几行下面还用圆珠笔打了红杠。“这不是，喏。”男人伸出长长的发青的手指，指着其中一小段话，上面提到关天宇的名字。
老关矜持地“嗯”了一声，岔开话题问：“您这是打算住下了？房子找好了吗？”
“哎，那当然、那当然。我家就在村西，蛮顺利的，找了两天就找到了。这回我心里踏实了——我呀，在外流浪十几年了！这回本来是要上内蒙的，路上碰到一个朋友，给我讲了嘎村的事，拿报纸给我看。我一高兴，连夜给我女儿打电话，她从老家赶过来，我们就在河北会合，一起上来了。哎，蛮顺利的。我先过去收拾，咱们以后聊，哈，一定到我家喝酒。”
“行，好，再见。”我们招呼着。符马桥居然又伸出手，分别跟我们握了一握，嘴里说：“真高兴，哎，佩服你们。真高兴。”
他挥着手，回到女儿身边，老熟人似的冲我们点点头，推上车欢欢喜喜往前走。他女儿对他的举动似已司空见惯，仍是低着头，攥着包，默默跟在父亲旁边。
我笑道：“够神的。”老关还是模棱两可地“唔”了一声，笑眯眯的。
很快，符马桥到来的消息就传遍了嘎村，原因是他自己带了女儿，将大部分画家拜访了一遍。村里有新人住进来，常这样主动登门结识，不过往往是由中间的熟人带了来，很少自己摸上门的。何况他是这把年纪，又带着女儿，并且逢人就把他此前的流浪经历、和他如何决意到嘎村来的心理过程讲上一遍。轮到我时，是他来后的第三天中午。我记得我当时很有些不快。受饥饿的驱使，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洗掉一摞斑驳污渍的锅碗，把塞住下水道的几根油津津的剩菜叶掏干净，搬了个板凳坐在院子里，煮上水等着下面，正迷迷糊糊，就听见有人敲门。我叫了一句“进来”，不见动静，又大声喊“推门啊，没插”，还是没反应。“咚咚咚”，外面的人又敲了三下。我不耐烦地起身去开门，却突然起了疑心，怕是警察来查证。我愣在原地想了想，还是惴惴地去打开门。符马桥杵在门前，手臂还举在半空，像是打算接着敲门，此刻咧开嘴冲我一笑，说：“嘿，找对了，就是这个门。”我吁了口气：“你呀，叫你进怎么不进来？”我本想多怪责一句，见他女儿在旁边，便忍住了。
我以为他是来看画的，请他和他女儿到屋里坐，符马桥却说：“不用不用，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太阳这么好，我们在院子里坐坐就走。哎，水开了，你还没吃饭呢？”
我赶紧跑过去下面。抄起一筒挂面，我犹豫着问：“你们吃了没？”
“还没有。哦，你吃你的，别管我们。”
照理（照嘎村的理）我该多问一句的，但见他女儿在，又觉得不妥，就只煮了自己的分量。我在炉子边看着火，符马桥自己动手把墙角的两只板凳搬到炉子边，他和他女儿一人一个，在我对面坐下。他刚坐稳，就马上站起来，背着手打量烟囱的格局。“北方人弄这个真有一套啊。”他念叨着，接着去关心墙砖，摸了摸敲了敲，评论道：“这砖不行，烧得松。这房子熬不过十年。”我也不管他说什么，嘴里随便应一声，专心煮我的面。他女儿坐在我对面，双手搁在膝盖上。她父亲不介绍，我也不好主动搭话。面煮好，我没有盛出来，喊他：“坐，抽烟。”他总算坐回来。我拾起板凳边的都宝，帮他点上一根。我自己也点上一根抽，胃里饿得隐隐作痛。
我问他：“您哪里人？”“江西，江西嘉县。听说过没？小地方。您呢，哦，贵州，贵州好地方啊，我去过的——哎，面好了，你吃你的，别管我们——我想想啊……八六年，不对，八七年。八六年年底我在云南，八七年春节后我到的贵阳，贵阳，花溪，安顺，镇宁，到黄果树那边转了两个月。风景可真不错，吃的也好，哦，想起来了，小偷也多——我丢了两回自行车哩。”
“骑车去的？”我在胃疼中生出一点敬意。
“骑车去的。”他肯定地严肃地点了下头，用一种抒情的语调回顾道，“从八五年起我就出去流浪了，一直是骑车，先在南方，云贵川，广西广东，湖南湖北，都转了一个遍，又上西藏、青海、新疆，那几趟可是费时间费力气，不过你也知道，值啊！那都是圣地……啊，你没去过？你还没去过西藏？！一定要去、一定要去的，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给你安排，我那边有好几个朋友，没的说，都是咱们这种人。我是差不多都跑遍了，就剩东三省跟内蒙没去过，这回本来打算去内蒙瞧瞧的，结果路上碰到一个朋友……”
“那天听您讲过了。”
“哎，是是，蛮顺利的。我可算是找对地方了。”他微笑着，毫不介意被打断，从自己兜里掏出烟，先让了让，我摆手说不要，他便点燃一根，深深吸了一口，那架势像是要接着回忆抒情。
“你女儿……”我瞧着那女孩，问符马桥。他愣愣地听着。我只好直接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很意外地抬起头，先看了看父亲。“符小云。”她答得又轻又细。
我终于想出一个我关心的问题，问符马桥说：“你女儿一直跟着你到处走？”
“哈哈，我那种走法，女孩子家哪里受得了。不过每回我快到家，小云会出来接我，我们一起骑上一段路。有时候我的车丢了，她就坐火车过来。”符马桥怜惜地瞧了女儿一眼，一时不再说话。阳光安宁，院门被风轻轻吹动，香烟的烟雾浮起来。这个中午忽然停住不动了似的。我实在忍不住说：“我先吃面了。”“你吃你的，吃你的。”符马桥热忱地说。他女儿符小云则重新低下头去，双手工工整整，手心冲下，平放在两膝上。
过了几天，符马桥——我们已经称他为“老符”——在家里摆酒设宴，邀请了十来位画家。如此的大席在当时的嘎村并不多见，那两年几乎所有人都度日艰难。喝酒是必须的，但通常只限于三五好友之间，下酒菜无非是凑钱买来的一点熟食，配花生米。只有老关家的酒局排场，可以和符家宴相比，这也是我们最喜欢去老关家开村委会的原因。老关每到危急关头，总能卖出一两张画，他老婆又能干，在家乡开饭馆，每月都给他寄钱。
老符的首次摆局据说非常成功，意义深远，不过我只记住了成功的前一半——符小云做的一手好菜，尤其是荤腥部分：麻辣酥鱼，泡椒鸡珍，满满一大铁锅的干煸牛肉。面对这般惊人的美食，众食客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只好用消灭的迅速来表达内心的赞美。连老关也顾不上发言劝酒，大伙儿闷头吃了大概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里，十来个长发飘飘的脑袋基本上低埋着，间或抬起来一个，摆动一下又垂下去，而老符的头颅则一直高昂，偶尔才低下去夹一筷子。他真诚地，然而颇为多余地劝说着：“吃呀，吃呀，尝尝这个，这辣椒可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够得着么，我帮你夹。”
我吃饱之后便执意告辞。老关打了一个饱嗝，满足地摸了摸头顶——他年初剃了光头，在一群打绺的长发中显得格外忠厚沉稳。他亲热地呵斥我：“不许走！操，酒都没喝就走。”老符傻乎乎地瞧着我说：“怎么就要走呢——喝一点，说说话嘛。”他没怎么吃，自己先灌了不少二锅头，眼珠混浊，隐隐发红，目光中流露出疑问和不解的情绪，那不解正慢慢转化为一种受伤。我也觉得自己有点操蛋，但我顾不得这许多了。我那时正与一名有夫之妇进行一场伤筋动骨的恋爱。我自罚了三杯，坚定地走出门去，总觉得老符叹息的目光一直粘住我的后背，湿漉漉的。
酒局的后一半，如我大致所料，是十分煽情并激动人心的。听说十来个画家是一个一个的逐渐地走掉的，这使得气氛不曾被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