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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的要交名单。
周恩来赶紧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一起商讨对策。周恩来对情况做了
分析：“现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
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
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团长中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
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
第一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
击蒋介石的。”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分析，但又觉得存在一个问题：即使是把蒋介石搞下台，
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反共反人民的。
这样，岂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吗？
组织纪律观念颇强的周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我们不能擅自作主，要由党中
央决定。”
这时的毛泽东、周恩来都还不是中共的决策人，他们可以陈述自己的见解。但
最后的行动必须听命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
过了几天。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来了指令：“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
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
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
在应该全力援救他，将他从陷人的深渊中拔出来。”
同时，中共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于是，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
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其中39人退出共产党），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
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为此，陈延年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老糊涂！混蛋！”
再说这时的汪精卫，早巳没了还手之力。那天周恩来从造币厂出来后，即去找
了汪精卫。事件发生时，汪精卫正在家里养病，当他从蒋介石打来的电话中得知消
息时，气得将话筒摔在地上。他经这一刺激，病情加重、面色苍白地躺在客厅的一
张帆布床上。见周恩来进门，他强打精神坐起来，气喘吁吁地说：“我是国民政府
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军校党代表，蒋介石有何权力在首都宣布戒严、调动军队、
发动事变？事前一点也不报告我，这不是造反吗……”汪精卫对蒋介石目无主席的
“僭越”行为大为震怒，无奈话未说完，禁不住一阵头晕，倒在帆布床上。周恩来
本想和他商量对策，见此情景，不免皱起眉头：汪主席这种弱不禁风的体质和萎靡
不振的精神状态怎么能斗得过蒋介石？”
果然，汪精卫自称“受惊”，“心脏不宁，目眩头晕，不能视事”，提出“暂
时休息”，于3月25日突然“失踪”了。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
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
州政治上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
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醒目蒋介石的
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联社惊喜地发出这样的消息：“蒋介石借伍朝枢
等诸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赞赏的口气在香港报道说：“20
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国民党右派们闻事变之讯，无不欢呼雀跃，手舞足蹈。西山会议派3月19日在上
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二大”时，还专门致电“训勉”蒋介石，夸奖蒋此举“功在党
国”，鼓励他努力“清理党籍”。
然而蒋介石害怕了。事前，他虽然经过反复思考，一环扣一环，安排得天衣无
缝，但他清楚自己的处境是“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孳颠危”，一旦遭到中共、
左派和其他军事将领的联合打击，确是胜败难卜，说不定会陷于灭顶之灾。这场军
事冒险和政治赌博虽然成功了，他却惶惶不可终日，急于摆脱前后夹击的境地，重
塑自己的左派形象。
3月22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
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
黄埔来。当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
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
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
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问他竟和昨日
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酌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
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熄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
的行动，所以即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
和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的确。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
谣言。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学生。但是这回事情，
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
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我倒以
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件很可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学生的方针，是要他来监
督我的，并且是要他来革命的。如果我学生之中，有来革我命的学生了，那我教育
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
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限
大的益处的。所以对于此案只有乐观：”
3月25日，急于为自己寻找退路的蒋介石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递交“自请处分”
的呈文，说：“惟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
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肌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
而肃纪律。”
随后，蒋介石宣布中山舰事件是一场“误会”。并声称：“3月18日中山舰案，
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3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
谋在内。”接着，又演出了一场愿打愿挨的“苦肉计”：免去王柏龄的师长职务，
责令陈肇英离开广州，免去吴铁城师长职务并送虎门要塞监禁，对欧阳格、陈策、
徐桴等人也作了相应的处理，同时释放了李之龙等被捕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
章，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
4月5日，陈独秀派张国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广州解决国共纠纷。在区委紧
急会议上，张国焘蛮横压制陈延年、周恩来的意见，传达了中央关于处理“三二０”
事件的基本方针，并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
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介石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
会后，张国焘由周恩来陪同，乘船抵黄埔岛与蒋介石晤谈。张和颜悦色地说：
“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蒋先生的，希望彼此仍然精诚无间地合作，使广东的
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到全国统一的革命愿望。”
蒋介石也颇为客气，他说：“我非常赞同张先生的意见。国民党内要求限制共
产党的呼声甚高，我一直在顶着。如今误会已经消除，我当更加竭尽全力维护两党
团结。”
张国焘接着提出两个具体问题：“外间都希望蒋先生能与汪先生继续合作，未
知蒋先生对此有何意见？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蒋先生的，但
在‘三二０’事件上被驱逐，希望蒋先生要善待这批人员。”
蒋介石沉默良久。对第一个问题含糊其词，没有说死；对第二个问题，他表示：
“黄埔的中共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今后也一定重用他们。”
随后，张国焘又与谭延岂进行了晤谈。
蒋介石利用陈独秀的妥协和汪精卫的软弱，很快改变了事变后曾出现的被动局
面，再次获得主动、稳操胜券。于是，他决心继续扩大战果。他说中山舰事件的发
生实在是因为中共在这两年里“发展太快”，以致引起军队中国民党人的疑惧和不
满。为了找到“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他要求“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
出军队”，宣布解散黄埔军校中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另组“黄埔同
学会”，他自任会长。
为了表示将履行“重用共产党员”的许诺，蒋介石将被迫撤离第一军和黄埔军
校的200多名军队干部和政工人员集中起来，在广州大佛寺举办了一个特别政治训练
班，由周恩来任主任，答应结业后分到其他部队中工作。
4月29日，回国述职的鲍罗廷返回广州，首先在黄埔岛与蒋介石进行会晤。蒋介
石急于从苏联手中拿到大量的武器装备，一见面即肉麻地吹捧鲍罗廷：“现在总理
不在了，听鲍先生的话就是听总理的话，早在3月21日，我就希望鲍先生速回广州。”
这时，季山嘉已被赶回国内，鲍罗廷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急忙赶回广州修补因季
山嘉与蒋介石关系恶化所造成的裂痕的。他听了蒋介石的话，得知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