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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壳冷却到足够程度时，海洋覆盖了陆地，真正成为炼金术士的蒸馏甑。狂风暴雨带来的能量促成许多分子相遇，它们彼此结合，形成越来越复杂，从而也拥有越来越奇特的能力的结合物。所有这些能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大概是DNA所表现出的复制能力。但是，通过第一个DNA分子的产生来确定生命出现的时间，是难以做到的。DNA分子，确实会复制出自身，这种能力使它有可能是不可毁灭的，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它是有生命的。
上述观点可能看上去很“唯物主义”，实际上，它让我们对整个宇宙都赞叹不已。宇宙中活动的力量是那样奇特，以至促成人类从最初的千篇一律发展到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多种多样。能够产生人类的宇宙，是个多么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宇宙啊！因为，可以称之为有生命的最初形态的物质差不多只是一些仅仅能维持少许新陈代谢的细胞。一点一点地，细胞分化，产生多细胞的结构，形成具有诸如嗅觉、视觉、听觉之类功能的器官。新的物种出现了，所发生的每一点变化都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为进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有一天，人类……
不，恰恰不是“有一天”。我们人类，同其他一切物种一样，是大量变化的结果，根本不可能完全确定这新的物种是从哪个时期开始形成的。将我们的血统追溯至成千上万代之前，我们会发现灵长类的祖先同样也是今天黑猩猩的祖先。两个系支的分离发生在大约600万年以前。某些变化阻碍了它们之间进行基因交换，突然发生在一个系支上的变化异于发生在另一个系支上的变化。久而久之，这两个物种变得越来越不相同。我们失去了用脚趾攀抓树枝的能力，我们人类中的雄性失去了阴茎骨，我们失去了大部分的皮毛，可是我们获得了一个拥有更丰富神经元的大脑……所有这些转变都使我们的祖先更接近了现代人类的状况。但是，这些转变是逐渐发生的，其中最特别的事情，即意识的出现，不可能是一种突然而至的感悟，而是一个从蒙昧中缓慢脱离出来的过程，这脱离的过程现在还没有完成。
起码有一个起源是可以明确确定的，就是您自己的起源。
说实话，这根本没法肯定。长久以来，出生似乎标志着这种起源。可是，很显然，出生仅仅是一个很长时间之前就开始的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出生的婴儿是胎儿的继续，胎儿延续着胚胎，胚胎又是从最初的受精卵开始细胞增殖的结果。因而，这里的起源是受孕。现在，我们知道，受孕就是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结合。
但是，这种结合本身是一个过程，一个绝对不是瞬时的过程。尤其是，两配子已经是有生命的物质。它们的结合并没有创造“生命”，而仅仅是带来了一种新形态的“生物”。声称确定了我的起源，就是认为：自我产生的那一刻起，一个特定的“我”不断延续，持久不变，与原本的“我”一模一样。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在一个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成为“我”，我引以为自豪。至于该进程的出发点——假如它存在的话——并没什么要紧，惟有发展的方向才是关键。
第四部分政权，国家
“人类产生首领来维护他们的自由！”
让…雅克·卢梭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译注
人们经常指责与个人相对的政权和国家，但是在国家之外，个人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吗？
孤立的个人当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存在，由器官，由分子，由原子，由夸克组成，就如他周围的一切存在一样。但孤立的个人只有处于一个社会当中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也就是一个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存在。
解释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现象，其基本逻辑依据于我们所发现的一个事实，即好几种元素相互发生作用，产生一个物质结构，该物质结构的能力与这几种元素能力简单相加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好几种元素放到一起，这就促使新的，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能力出现了。
当这些元素是我们人类之中的个体时，上述逻辑更是贯穿其中。这些个体依靠交流手段所能进行的相互作用质量如此之高，以至他们的整体即人类共同体拥有格外奇特的能力。其中主要就是唤醒每个个体身上自我意识的能力，就是使每个个体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能力。
因此，脱离于社会之外便属于一个抽象概念的，是真正的人，而并非孤立的个体。
那么，人与人之间（情感、知识、经济等等）交流活动的规则是什么呢？
个人之间进行的相互作用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说物质资料的交换。这一交换必须是预先已经明确了所有权的概念，也就是将给予物质资料者与获得物质资料者区分开来的概念。
给予可以仅仅是出于单纯的愿望，不求一丁点回报，甚至连一个感激的微笑也不需要。
然而，一般说来，给予的动机，是期待一种相互的行为，也就是寻求一种对等。为了使这种对等能够被相关的双方接受，就必须要有一些规则。而规则只有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才可能确立。
原始的社会总归是一些无国家的社会。我们为什么创立了国家呢？
在一个人员稀少、可交换的资料有限的群体之中，交流活动的规则能够轻而易举地被群体的所有人接受。一旦群体里的人数增多，并且交流活动也变得多种多样，这时，就必须有一种权威介入其中，以确定交流活动的规则并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从而解决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样，就产生了国家。它不是由于随便的一个意愿突然出现的，而是随着人们克服遇到的各种障碍逐步渐进地构建起来的。
那国家的效力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武力，还是法律？“社会契约”的概念使您想到了什么？
起初，个人惟一的力量，或者说他的威吓能力，使他能够规定自己所中意的规则。接着，一些群体组成，它们把个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来掌握政权。只有在一个已经确立了善恶观念的集体之中，才可能谈到政权正当性的概念。建立这种正当性最简单的方式，是承认政权——也就是统治地位——来自造物主的恩赐，这也正是善恶定义的来源。于是，理所当然地，至高无上的“神权”不再可以被质以任何的异议。如果我们否认政权的这种来源，那么，政权正当性的基础只能是集体本身，是集体以最有利于所有人的方式组织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集体与其自身订立了一份“社会契约”。
当这份契约已经订立，国民应该遵守法律的时候，他们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自由吗？
自由不是实现一切心血来潮的愿望的可能性，而是参与确定所有人都应当接受的约束的可能性。特别是这些约束通过法律表示出来。我们不是要被动地服从法律，而是要尊重法律，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当出现法律不再符合集体的利益的情况时，使法律得到发展。
通过法律，个人能够超越自己的私利，也就是说能够上升到道德、理性的高度，上升到普遍利益的高度吗？
法律使得全体个人能够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结构，而作为结构，它拥有其内部的任何组成部分都不具有的能力。
两组因果关系同时在起作用：
通过在彼此之间结成的联系，人们建立了一个比他们之中的每个单个人都要复杂的共同体，于是该共同体也就拥有他们之中的每个单个人都不具有的巨大潜力。
人们所组成的这种结构使每个单个人身上的自我存在意识、变化的需要以及为集体的发展确定方向的义务一一显现出来。
人们将集体变成了一个民族，集体将每个单个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这正是一体化结构自我构筑能力的最好证明。
民主通过所有人都被邀入其中的关系网的建立来实现上述自我构筑。专政则期望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的群体来建造一个符合自身意愿的社会。
在目前，专政显然要有效得多，遇到一个问题，它可以立刻作出反应。然而，专政不能接受个人自由的要求，它的逻辑导致它毁坏真正的人，消灭反对者。专政统治只有对于一个顺从的群体才会很快地建立起来。
我们的文化，把效率当成集体成就的标准，将认为“有效的专政”胜于“乱糟糟一团”的想法暗暗地渗透到我们的头脑中。这与人在丧失希望的时候想要求助于毒品，正是同样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否认了与社会相分离——所谓超于党派之上——的国家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您怎么想？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死了吗？
如果国家是为某个阶级或者某个群体服务的，那就不再有什么民主，这个国家也应该被推翻。
至于断言“马克思主义死了”，这跟说“上帝死了”一样没有多少意义。它们都只是一些缺乏意义的口号而已。
马克思真不幸，竟看到自己的名字被用来指一套仅仅截取了他那丰富思想中的一部分的理论。我们应该继续去读马克思，继续去读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StagireAristot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