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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局长询问了我是怎样出狱的和回到北京的情况之后，他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怀，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我陈述了我的历史经历和蒙冤情况之后，提出三点请求：（1）请求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2）请求改正错划我为”右派“的决定；（3）请求彻底为我平反冤案。郝局长说：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写给我一份材料，我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予以处理。他并说：你最好先要求改正错划右派，因为不改正错划右派不能恢复党籍。我又问：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无人提出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郝局长说，这个问题也要去问人民大学。
过了1979年元月不久，我将写好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组织部郝局长。
1979年4月初，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询问对于我的”右派“问题的处理。见到了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他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材料，我们正在进行复查。我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了我的”发言“，歪曲了我发言的原意，我当即向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聂真同志接见的我。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出的我的那个”发言“，与我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我于6月9日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予以更正。按中央宣布的政策，我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他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1979年U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派人给我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由于根据的仍是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因此《复查结论》还是说我”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我当即表示：我不同意这个”复查结论“，我要继续申诉。
第二天我拿着那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到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律师问我：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你是否在报纸要发表的那个稿子上签过字？我说，报纸上刊登我的那个”发言“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没有见过那个稿子，当然我也没有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的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会作了更正，有人证可查。然后那位律师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主据。你更正过的“言论”，不应作为处分你的依据。
依据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的答复，我又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和申诉。当时在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解决右派问题的部门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公安部等五个部。我多次上访各有关部门并向各部门领导写申诉。各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说：“复查结论”已经有关方面批准，我们不便过问了。有的人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经过几个月的上访，我跑遍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没有任何效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好心的亲友也劝我说：官高一级压死人，不要白费力气了。但我坚决相信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我决心开始第三轮上访和申诉。我第三次轮流上访有关各部门，到了中央组织部，一位年轻而有政策水平的接待同志对我说：你的问题己经定型了，没有中央指示，难以起死回生。这是对我的一点重要启示。
3。上访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我到胡耀邦同志家，中上访。（关于这次上访的详细经过，在拙作《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干零一封人民来信》［198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作了叙述。为了联系上下文，在此只作简单介绍。）他的家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胡同。胡同里没有便衣巡逻，大门口没有武装警卫。红漆大门上有个电铃，我一按电铃，出来一位警卫员。他问我找谁？我说：我来拜访胡总书记。他转身就回去了。接着出来一位干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向他通报了姓名和说明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我说：带着；我就把一封约500字的申诉信交给了他。他说：耀邦同志正在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材料代你转上去，明天下午5点，你来看处理情况。
次日下午我按时前往。一按电铃，那位干部出来了，他交给我一个印着红框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到中央组织部去见陈野萍副部长。时近黄昏，我的眼睛有些看不清了。我拿着信封转回家，在电灯下一看，信封是用红铅笔竖写的：左边写的是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萍副部长；有边是胡耀邦签字。我打开信封一看，耀邦同志在我的申诉信上作了指示。
第二天上午我拿着耀邦同志的指示，到了中央组织部。陈副部长的秘书任小彬同志接见了我。他说；陈副部长到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你的问题如何解决，待陈副部长决定。任秘书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并说：有事电话联系。过了两天我打电话给任秘书。他说：陈副部长已指定专人接见你，并确定了接见的时间和地点。我按时前往，见到干审局的一位局级领导。他说：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说：人民大学的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以我签字同意，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结论”，我当然不同意。那位领导又问：你说你没有说那些话，你有什么证据？我说，我有人证和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那些话之后，我就到人民大学党委会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的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6月9日我就写信给人民日报社要求予以更正。那位领导最后说：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指示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和你见面。
1980年7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让我看了复查出来的材料，其中就有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民日报社的那封更正信。我将那封更正信抄录下来，分别寄给了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等有关单位。关于我的错划右派改正问题，又提上了有关单位的议事日程。
4．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经过重新复查，虽然已经查到了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民日报社的更正信；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也写出证明材料，证明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我的发言之后，我曾到党委会作了更正。但我被错划右派问题，并没有很快得到改正。我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继续上访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要求纠正不符合事实的“复查结论”。这一轮上访，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情和支持。
国务院参事李逸三同志，原是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时，他就坐在我的身旁，他还记得我发言的内容。他对有关方面迟迟不给我改正错划右派问题，很有意见。1981年夏天，李逸三同志以国务院参事身份，向国务院总理写了一份材料，汇报关于我被错划为右派的情况。这份材料经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转到北京市委。据说，市委一位领导同志在这份材料上指示：再议一议。市委又派专人往访聂真同志、李逸三同志，进行了调查。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领导、副校长张腾霄同志也主张对我的“复查结论”重新进行研究。
1982年3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派人给我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其主要内容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撤销1957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原高教6级工资待遇“。
这个复查结论中只说，”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复查的结果如何？是否划错了？对这个本质的问题，复查结论中没有说明，这是一个遗留问题。1985年夏天，报纸上刊登了关于解决平反冤假错案遗留问题的办法。依据这个办法，我于1985年6月14日向北京市委提出申诉，请求解决复查结论中遗留的上述问题。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通知：”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至此，我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改正。
5 判刑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在中央组织部郝局长第一次和我谈话之后，我就去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分管落实政策的张腾霄同志，请求解决冤案平反问题。他说：我们走法院的手续，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但你要找证明人写出材料。有力的证明人，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下落不明，我去找谁写证明材料呢？经过查询，我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赵耀斌的档案在中央某部，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遗留问题，可以请它解决。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罗青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