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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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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六”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继续,但参加的人数更多,斗争更加激烈。在天桥召开了有学生和市民约两万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出现了学生与军警抢夺水龙,学生们以血肉之躯撞开了西便门的铁门、学生与军警多次展开流血斗争激烈场面。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吓得冀察当局惊慌失措,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我党领导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天津、济南、上海、广州、武汉、西安、开封、太原、成都等城市的爱国学生,纷纷起而响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的爆发。我们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七·七”事变之后,绝大多数投入了抗日战争。 
  5.支援平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国民党为了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两套办法:一是由南京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地大、专学校,让学生选举代表,由校长带领,于1936年1月中旬赴南京“聆训”;二是命令各地大、中学校提前放寒假。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这两套办法,北大学生会通过两项决议:第一,坚决拒绝选派赴南京“聆训”的代表;第二,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平津学联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团,参加的有平津学生500多人。1936年1月初,一、二、三团由北平出发,四团由天津出发,边行军边宣传。1月8日,四路大军会师于河北省固安县城,进行了四天抗日救亡大宣传。总指挥部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整顿了组织(第四团编入第一团),决定了今后的宣传计划。各团分路出发,继续扩大宣传。这些来自北平,天津的男女学生,冒严寒、走农村、忍饥挨饿,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撒在华北的大地上!唤醒了工农,锻炼了自己。这就是当年平津学生的社会实践。 
  在那种抗日犯法、爱国有罪的年代,平津学生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也遭到国民党军警尾追、堵截。第二团在河北省辛立庄被军警打散;第三团在河北省高碑店,遭到军警包围,被迫返回北平。只有北大同学所在的第一团(包括天津的一些同学),运用昼伏夜行的战术,甩掉了尾追的军警,完成宣传任务,到达了指挥部指定的地点 保定。在此宣传了两天,接到北平学联的通知,于1月24日(农历除夕)返回北平。我代表北大学生会接待了他们,并和留在北平的天津宣传团员共进了除夕晚餐。 
  我和北大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留在后方,负责支援南下扩大宣传团。主要任务是:(1)募集捐款,送到前方,解决宣传团的吃饭问题;(2)将宣传团在农村的活动情况,及时传达给留校同学和新闻记者,以扩大影响;(3)将北大以及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情况,特别是反复课斗争的情况,及时传达给南下宣传的同学,以鼓舞士气。我们留在后方的几个负责人,胜利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6 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我党的外围组织,是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的。现将成立经过简述如下: 
  1936年1月13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到达河北省高碑店,被国民党的警察和便衣包围在一个小店里,强迫解散时,全体团员夜间在小店里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大家慷概激昂,气愤填膺,一致表示:要继续团结在一起,为抗日救亡奋斗到底!并要求成立一个组织,把这支抗日力量保存下来。经过热烈讨论,第三团团长蒋南翔同志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全体团员热烈通过。第三团回到北平后,成立了这个组织。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第一团和第二团的部分团员,于1月21日到达保定。做了两天宣传工作;1月23日,河北省政府便不准他们出门,宣传工作无法进行。旋即接到北平学联要他们回北平的通知。当天晚上,在他们所住的保定大同中学,召开了回北平之前的最后一次团员大会。团员们表示: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的力量要保存下来,就必须成立一个先进的抗日组织。团员们为这个组织提出了许多名称。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把它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推举韩天石等九人为筹备委员。 
  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于1936年2月又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全体团员大会,经我党地下组织的同意。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正式宣布成立。我当即参加了“民先队”,进一步靠拢了共产党。 
  7 “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北平市当局就掀起了镇压学生的恶浪,许多学校的爱国学生,被逮捕或开除。设立在北平市地安门外的河北省立第17中学(简称河北高中)当局,强行改组学生会,并开除了参加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康世恩等10人。把他们的行李扔到大门外,强迫他们离校。在校学生要求校长收回成命,遭到拒绝。高二、高三班的同学60人,激于义愤,和被开除的同学一起离开学校,流落街头,无处可去。傍晚,投宿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学生宿舍。我们北大同学给予这些在抗日救亡战线上的战友以深切的同情。我和其他两位执行委员代表北大学生会,予以热情的慰问。住三院宿舍的北大同学,主动腾出铺位,让他们住宿。 
  按照北平学联的布置,各学校的学生代表300多人,于2月13日,护送河北高中被逐出的学生返校。该校闭门不纳,无人接待。学生们越墙而入,遂与该校部分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不久,前来的外校学生即离去。早已闻风躲出校外的该校校长,于下午6时,伙同军警返回学校。将高二丙班学生郭清逮捕,五花大绑,押送监狱。郭清是一位普通的爱国学生,反动派却把他当成学生运动中的领导人物,是“大闹”河北高中的“主谋者”。于是对他严刑逼供,残酷折磨。但并没有从郭清口中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 
  3月9日,爱国学生郭清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噩耗传来,各校学生悲愤异常,纷纷要求北平学联,对郭清之死要有所行动。学联党团决定:3月31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烈士大会。30日夜间,北大学生会接到学联的该项通知,我和其他几位执行委员连夜把开追悼会的消息,秘密通知了一些进步同学。 
  3月31日早晨,一位外校学生,用大汽车,从棺材铺运来一口空棺材,摆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上午8时,我来到大礼堂,看到棺材前脸挂着速描的郭清像,棺材周围摆放着各校学生送来的很多挽联和花圈。有些参加追悼会的学生,以为棺材里果真装硷着郭清烈士的尸体,顿时悲从中来!特别是有些女同学,泣不成声! 
  上午9时左有,集合到北大三院大礼堂的各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正准备开始进行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来到会场,严厉训斥学生,勒令停止开会。学生们置之不理。他把在场的北大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大会主持人之一的韩天石同学,叫到校长办公室。一定要他解散追悼会;不解散,就要处分他。当时,北大的各院院长胡适等人,都在校长办公室; 
  韩天石同学回到会场,汇报了情况。学联党团研究决定:追悼会继续进行。这时,北平市当局已派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的大门。守在门内的学生纠察队,严阵以待。上午11时,追悼大会开始。主席致词之后,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发言,慷慨激昂,悲愤异常。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说道:我们连开追悼会的自由都没有了。大门已被封锁,军警要逮捕我们,怎么办?有人提议“抬棺游行”。大多数学生赞同。但大门已经出不去了。学生们就把北大三院与孔德中学之间的隔墙拆开一个豁口,将棺材抬出,经孔德中学的大门走上街头,开始了抬棺游行。游行队伍经东华门大街转到北池子大街,正在步伐整齐地前进时,被军警的摩托车队追上。他们向游行队伍横冲直撞,乱打滥捕。学生们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结果,有些学生被打伤,有50多名学生被逮捕,押上警车,关进陆军监狱。在被捕的学生中,有北大的男同学5人、女同学4人。 
  31日下午,北京大学当局贴出两张布告。一张宣布:“本届学生会着即停止一切活动”。另一张宣布:“查本校学生巫省三、吴沛苍、韩天石、叶纪霖因人,破坏秩序,危害全校安宁,应即开除学籍。” 
  8 为恢复学生会和营救被捕同学而斗争 
  面对现实,我们北大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和全体同学开展了要求恢复学生会、反对开除爱国同学、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 
  4月1日上午,北大学生会发表声明:“学生会是由全体同学推选代表组织而成,学校当局不能任意摧残。”在未经全体同学决议停止本会活动之前,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和要求学校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 
  4月1日下午,学生会派执行委员刘玉柱、葛佩琦去见校长蒋梦麟,要求恢复学生会的活动,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保释被捕同学。蒋校长余怒未息,气冲冲地说:把棺材抬进北大,是侮辱我蒋梦麟;你们学生会不经我批准,就召集外校学生来北大开会,是超越职权;“成命断难收回,学生会不能恢复。”蒋并表示:对被捕学生,“不能再予庇护。”从此之后,蒋校长拒绝接见学生会的代表。 
  但我们学生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蒋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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