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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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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为了争夺这批爱国青年,为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在战训班政训处的策划下,由国民党学生出面,拉拢少数落后学生,在战训班中秘密组织了一个反动团体-- “战斗青年社”。 
  有一天,政训处的一位政治教官,召集一些同学开座谈会。那个教官说,为了活跃班里的文化政治生活,有些同学建议办一份墙报。政训处已经同意,希望大家为墙报写稿。1937年10月下旬,该墙报贴出来了,报名叫“战斗墙报”。其中除了进步同学写的几篇生活感受外,大部分稿子是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谬论。编者还要求同学们“踊跃投稿”。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民先队员在同学中间,指明了《战斗墙报》是受“战斗青年社”操纵的;并揭露了“战斗青年社”里几个骨干分子的底细--他们在北平上学时,都是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取津贴的“职业学生”。此后,广大同学很少给《战斗墙报》写稿子。该报出了两三期就停止了。 
  战训班撤到芜湖之后,一切训练都停止了,学员的生活比较松散。我们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利用空余的时间,组成抗日宣传队,到芜湖市区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宣传 队没有经费,我们一些同学典当出卖自己的衣物,把钱捐给宣传队。在兵慌马乱的年月,衣物不值钱,我把被褥衣物连皮箱一起送到芜湖当铺,老板看我是北平流亡学生的“面子”,给了我8元钱。 
  政训处和“战斗青年社”的头头们,利用在芜湖学员们分散居住,自由活动的机会以请客吃饭、看戏、看电影等手段,拉拢一些人参加他们的“战斗社”。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一些进步同学在吃饭时,一边用筷子敲碗,一边高喊:“战斗!战斗!”以讽刺他们,揭露他们的卑鄙伎俩,使他们发展反动组织的活动受到阻碍。 
  战训班移驻到江西南陵丫山镇,地址偏僻,消息闭塞。同学们既不知道前线的抗战形势,也不知道战训班要走向何处?产生了烦闷情绪。大家见了面,就谈论怎么办?为解除同学们的烦闷,刘玉柱同学写了一篇复写传阅文章,题目是《怎么办?》其中介绍了外面来信中说的抗战情况,建议同学们多读些书,我们总有一天会走上抗日战场。文章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在传阅时,被政治教官发现,他们以为这是要鼓动学员闹事,就向班本部反映了,并建议要把几个主谋分子捉起来,押送南陵县监狱,以示镇压。政训处的教官和“青年战斗社”的头头们到了丫山,又秘密活动,用各种卑鄙手段,发展他们的“战斗社”,引起同学们的不满。 
  有一天,黄仲翔副主任来到战训班,就被学员们包围了。有的同学质问他:“战斗青年社”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人暗地里拉拢同学参加这个不敢公开的“组织”?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有的学员当场站出来,揭露拉拢他参加“战斗社”的人用的卑鄙手段。女同学们向黄仲翔揭发了中队长戴某调戏一位女同学的流氓行为,并要求撤换戴某。同学们还揭露了司务长贪污伙食费,要求黄仲翔查处。同学们的质问和揭露,弄得黄仲翔哑口无言。他被迫宣布:撤掉戴的中队长职务;不准司务长管伙食;由学员推选伙食委员管理伙食。关于“战斗青年社”的问题,他说:查询后再作答复。 
  黄仲翔为表示关心学员,他把我和刘玉柱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表白说:我来丫山是为了看望训练班的全体同学,请你们两人来谈谈班里的情况。我说:来到丫山,消息闭塞,对抗战形势不了解,同学们有些烦闷情绪,希望早日分配到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刘玉柱同学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想写完后,送给黄主任看看,再传阅。但是刚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了。黄仲翔说:未经审查,就拿出去传阅,有些不妥,以后注意。刘玉柱接着说:有人秘密拉拢学员参加“战斗青年社”;班中是否有这个组织?如果有,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如果没有,也请黄主任向全体学员说明,以解学员之疑。黄仲翔在召集全体学员讲话时,不得不宣布:战训班没有“战斗青年社”这个组织。这样,就把“战斗青年社”打入了非法。至于政治教官提议捉人的问题,无形中被压下去了。 
  战训班转移到江西景德镇时,原定的3个月训练期限,行将满期。但战训班当局借口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要延长训练期限。学员们坚决反对,要求按期毕业,分配到前线工作。班当局不但不答应学员们的要求,反而企图用高压手段,先从女生队实现他们的阴谋。他们要强迫调走女生队,继续训练。女同学们不接受。班当局就把女生队的政治教官、炊事员和炊具统统撤走;要想用断绝伙食的手段,压服女生队。女同学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们组织起来,轮流站岗放哨,不允许无关人员进“斗姆阁”(女生队宿营地);她们自己抬水,借用老百姓的炊具做饭,以维持生活;并派代表与战训班当局谈判,但没有达到要求。战训班还派人监视她们的行动。男同学们得知后,坚决支持女同学们的斗争。党支部书记刘野亮和民先队员葛佩琦代表男生队到女生队慰问。他们一方面劝女同学们要适可而止,坚持到一定的地步,当局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行了。另一方面,利用大队部与政训处的矛盾,由葛佩琦去找大队长李炳昌交涉,争取他的支持。葛向李大队长陈述了情况,并对李说:如果明天还不给女生队恢复伙食,男生队就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女生队。李大队长说:要调出女生队继续训练的事我知道;给她们断绝了伙食供应的事我不知道,办事总要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断绝了女生队的伙食供应,是不近人情的;明天一定给她们恢复伙食。第二天女生队的伙食果然恢复了。女生队坚持了七天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我们在战训班的斗争策略是,利用大队部和政训处的矛盾,争取大队长李炳昌的同情,以挫败政训处和“战斗社”的反动活动。在与班当局交涉时,多半是由原南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刘玉柱、葛佩琦出面,而不由地下党领导人出面,以免暴露党领导人的身份。此次斗争的胜利,也是利用的这个策略。 

  6,奔赴抗日战场 
  1938年1月上旬,我们100多名男学员被调出战训班。由景德镇乘小木船,沿昌江经鄱阳湖到南昌,转乘火车到九江,搭乘长江轮船到武汉。驻在原“日租界”山峙街的两幢日本人留下的楼房里,等待分配工作。 
  到武汉后,我们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向我党长江局负责人博古同志汇报了情况,并研究了我们的去向问题。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武汉成了战时首都,汇集有各方面的党政军要人和各地的流亡学生。“武汉平津流亡同学会”也成立了。原在北平搞“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友杨学诚、姜纪常等人,已组织起了“武汉青年救国团”, 总团部设在武昌三道街39号。这里成了北平学生联络站,我在此地遇到了老战友蒋南翔、何礼、杨蕴青、刘江陵、王蕙兰等人。刘江陵和我一同去看望了沈钧儒先生。 
  1938年春节(1月29日)后,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说,要分配我们到河南第一战区工作。我找蒋南翔同志给我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他说:你先随着大队到河南,组织上可以把你的材料和要求转给河南省委。我问:到河南我去找谁接关系?蒋说:会有人找你。 
  1938年2月14日,我们由武汉乘火车北上,第二天(正月十五)到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所在地--郑州。此地接近前线,天天有日本飞机轰炸;马路上弹痕累累,被炸塌的房屋,比比皆是。但有些店铺,为庆祝元宵佳节,仍然挂起了红灯笼。我和几位同学走进一家小吃店,吃了几个元宵,以充饥果腹;夜间住在城隍庙里,睡得也很香。当时,程潜将军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我们从战训班来的100位同学,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训处领导。该处组织我们学习了两个星期。由司令长官程潜分别委派我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我们到豫西和豫东29个县工作。我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40人,主动要求到接近抗战前线的豫东商丘地区12县工作。中心任务是:根据“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原则,在各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前线抗战,主要是支援徐州会战。1938年3月初,我们由郑州出发,分赴各县。 
  在出发之前,我党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同志找我谈话。他要我有事和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 
  我们到达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口头上欢迎我们,实际上反对我们,特别是反对我们抓武装。他们说:地方武装已由联保主任组成了联防队(一种限制共产党活动的组织),不需要再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了。长官部规定民运指导员的生活费,每人每月20元,由地方财政开支。他们借口“财政困难”,拖延支付,如此等等。我们将这些向程潜长官汇报了。程长官于4月中旬,在开封召开了有各县民运指导员、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加的民运会议。程长官在讲话中指出:各县要将民运工作放在第一位,县长、县党部书记长要大力协助。如有妨碍民运工作者,应受严肃处理。会后,程潜将军以河南省主席的名义,撤掉了商丘地区的6名县长,要我们民运指导员推荐新县长。当时我在虞城县工作,我推荐在冯玉祥部下当过团长的蔡洪范(虞城人)为虞城县长,获得程潜主席批准。 

  7.组织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天,日军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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