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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虽于战国东西二上文字不同及东上文字与所谓壁中书别成一个系
统，有所发见：但正如钱玄同所说，“王氏识虽甚高，胆实大小，他是决不
敢‘疑古’‘惑经’的”；然而他“最精于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证明
壁中古文为用六国时为别简率之字体所写，适足以补康氏（有为——引者）之
阙，？？更足以见康氏考辨伪经之精确”。于是钱氏便更进一步指出刘歆所
以要用这种“为别草率”的六国文字去写伪经的原因，在于“那时甲骨固未
发见，尊彝也极少极少，而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时代既近，当
时必尚有存者。这些东西上面的文字，则自秦始皇“眷同文字”以来悉被废
除，常人必多不识，虽本是六国异体，大可冒充为“仓颉古文”：更妙在字
体为别简率，奇诡难识，拿它来写伪古文经，是很合式的”。接着，钱氏又
引用具大泻写论语、孝经的故事，断定所谓壁中古文当多出于“拼合偏旁的
假古字”：
“刘歆的’古文’虽源出于大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
的文字，但那些东西上的文字，为数一定很少，拿来写经，是决不
够用的。用近代同样的一件事作比例，便可以明白了。清吴大徵用
尊彝文字写论语与孝经二书，并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
上的文字。吴氏所见古字材料之多，过于刘歆当不止十倍：而吴氏
仅写论语孝经二书，刘歆则要写尚书、仪札、礼记、春秋、论语、
孝经这许多书，还要写左傅（说文序谓左丘明用古文写左傅，又谓张
苍所献左传中的字与壁中古文相似），是刘歆需用的字应该多于吴氏
者当在百倍以上。可是吴氏用那样丰富的材料写那么简少的书，还
是要多多的拼合偏旁，造许多假古字，又加上许多说文中的篆字，
才勉强写成，则刘歆用那佯贫乏的材料写那么多的书，豈能不拼合
偏旁，造极多量的假古字呢？后来晋之隶古定向书，宋之书古文训，
其中十有八七都是拼合偏旁的假古字，这些假古字源出于魏三体石
经之古文，而魏三体石经之古文则源出于刘歆之壁中古文。我们看
魏三体石经，隶古定尚书，书古文训，以及汉简，古文四声韵这些
书中的‘古文’，便可以测知壁中古文之大概。据此看来，说刘歆
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不过考明它有来历罢了。实际上壁中经的
字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
一定占了最大多数，这是无疑的。所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
字，是对的，若说它就是六国文字，那可大错了。然则目壁中古文
为刘歆之伪字，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的。”（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
学问题，见古史辨第五册）
以上由于康王钱诸氏的研究和考证，不但所谓“古文”的真相。已经无
复馀蕴，而且也透露出在经今古文学之争中，有些人是怎样不择手段的。由
可见，这一斗争，以家法始而以破弃家法终，换句话说，从古文学家与今文
学家争立博士始而以综合今古文学终，并不是偶然的。
第三节 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及其与政治的关联
上面各章已经指出经今古文学的学派性，并已经说明作为正宗思想的代
表者儒林的阶级本质。现在，为了了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真相，更具体地究
明一下汉家（以武帝为代表）尊崇儒术的意义，以及儒家者流对此的反应：换
句话说，即是知道他们彼此互相勾结和利用的情形。
汉武帝罢黜百家，尊祟儒术，表面上是由于衡（绾）董（仲舒）辈先后的建
议，但主要的却是由于汉家统治上的需要。汉家的统治，在政制上继承了秦
代的县乡亭制，而在思想上也必须找到它的神学的依据，以显示其天命有归，
借以麻醉人民。尊祟三老五更，提倡孝弟力田等等，都是和缓阶级斗争而巩
固农村“本业”的精神上的要务。至如所谓阴阳五行图书议纬之类，举凡足
以巩固中央专制主义的统制而粉饰太平，利用豪族地主阶级的阀阅地位而兼
收并蓄，都无不多方以尽其用，最后以钦定形式，裁决同异。如果轻率地以
之为单纯的迷信而予以抹杀，或以为汉人富于迷信而不加深察，都不能正确
地把握这个时代的思想。有意争取正宗地位以及继之而巩固其既得地位的儒
者们，大都相信谶纬神学，不如此就不算会曲承意旨地为统治者献策了。所
谓“禄利之路”，便是他们“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生意经。请看史实吧：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衡）
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五年，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策问贤良，于是董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
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看来，好像武帝罢黜了百家，是决然以振兴儒学为己任似的；然而事实不然。
史载：建元元年，“议立明堂，遣使者安卓蒲翰，束帛加璧，徵鲁申公。”
“及申公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对曰：‘为治不
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
然已招致，即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明堂事见白虎通义
解释）。”（汉书儒林列传）
“元光五年，复徽臂良文学。上？？诏策诸儒，？？时对者百
余人，？？天子擢弘（公孙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
士待韶金马门。？？（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
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
上说（悦）之。？？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无爵，上于是？？封
丞相弘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
“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嚮凤矣。”（同书儒
林列传）
这一对照，可见武帝所好，并不是重力行的真儒学，而是要以文辞来创
议宗教仪式的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神甫教条。他们这种勾搭，
稍加分析都看得清楚。所以，无怪“学黄老言”的汲需要批评武帝“陛下内
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同时并“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
以阿人主取容”（汲黯传），就是同行的儒家辕固生也要告诫“公孙子（弘）务
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同书儒林列传）
这种喜欢臣下“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内法外儒政策，正是汉家
历代皇帝的心传。后汉替班彪传说：“汉兴，太宗（文帝）使淼继右苑�
术”，不用黄老，也不用儒术。而下引直帝这段故事，尤表露得淋漓尽致：
“孝元皇帝？？为太子（时）？？仁柔好儒，旦宣帝所用多文法
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霜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真是高帝以来的心传，也是“习
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最适切的注脚。这一原则，是根本不许动摇的。
所以，一方面，武帝赐严助书，预先指定了奏对的范围：“具以春秋对，毋
以苏秦纵横！”（汉书严助传）因为春秋严上下之分，大一统之治，纵横便有
书统一了。而另一方面，汉武尝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
其勉之！”这是表露了武帝不“纯任德教”的事实，他之所谓春秋，不外是
一种用为“缘饰”“文法吏事”的工具。他利用充满了灾异阴阳五行的宗教
思想的春秋繁露作者——董帅舒，不是偶然的。因为文辞缘饰再没有比把经
学变成神学更合乎就治者的要求。董仲舒的天人对策，实陈上已可从武帝的
策问暗示了答案，那策问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事，未烛厥理？？？何修何饰而膏
露降，百谷登？？？”策问什么呢？一开始便这样的充满了宗教气氛。所以
后来选举，遂至以“明阴阳灾异”为标准（元帝）了，在这种封建制社会的宗
教空气笼罩之下，今文学家，固然参加阴阳怪气的制造，就是古文学家，也
何尝不援引纬书以说经呢！
后来，党得暗示或指定范围，尚不可靠，于是皇帝不惜亲自出马，“称
制临决”，前有宣帝甘露二年石渠阁“讲五经异同”的故事，后有章帝“下
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作白
虎议奏”故事，结局规定了一部以儒术为骨干的国宪——白虎通义来。其余
波，更表现为经文的钦定，这就是熹平石经。唐时刘秩选举论说：“光武好
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水，不达其
意而酌其文。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而不行经木之道。”（全唐文三七二卷）
刘氏不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霜王道来之”，所以不免有这样的书生之见
了。
两汉今古文学之争，就是在这所谓“以霜王道杂之”的政治原则之下演
变的。刘申叔说：
“西汉之时，经学始萌芽于世。汉武表章经术，然宣帝即位，
重法轻儒，说经之儒犹抱遗经拳拳勿失，故今古文之争未起，自刘
敞移书太常为古文竟胜今文之始。新莽篡汉，崇尚古文。东汉嗣兴，
废黜莽制，五经博士仍沿西汉之规；而在野巨儒多明古学，故今古
文学之争，亦以东汉为最著。？？盖东汉初年，古文学派皆沿刘歆
之传（如杜子春郑众皆受业于刘歆），虽为今文所阨，未克大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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