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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宫于政问题。宦宫干政问题，是豪族地主的官僚群热烈讨论的一个问
题。在第二节中，我们已大略举引了一些议论。最别致的，要算襄楷的意见。
后汉纪卷二十二，延熹九年纪，襄楷对尚书之问回答说：
“臣闻古老本无宦宫，孝武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
后稍见任。至孝顺帝时，遂益昌炽也。按天市内，宦者四星，不在
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当侍坐，得预内。今乃处古常伯之位，
决谋于中，倾动内外，恐非天意也。”
这是好笑的一种意见。襄楷原是方士，既十分荒唐地推荐了宫祟所上的
神书（太平清领书），又以星象来论人事，主张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谬
说。其所举宦官历史的渊流，尤为失考，难怪被尚书所诘责。后汉书卷六十
下楷传：“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其宦者之官，非
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
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
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这令司寇
论刑。”
我们并不惊奇襄楷的愚而诬，却佩服诘责的人虽是宦官的党羽，而竞也
抬出“ 析言破律，违背经艺”那样堂皇的话来。那样堂皇的话，原是清流们
的口吻。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论客的立场，尽管不同，而政论的理论依据
仍有宗教和名教普通性，这里便是很好的例证。
捧住了綱常名教和神学教条作为护身符，然后向敌对的一面肆意攻讦，
是汉末论坦的一个特点。因为有这样的护身符，表面上的是非藏否是分明的，
但又因为这个理论的敌对双方都可得而利用，所以实陈上的是非减否是很淆
乱的。朱穆在祟厚论里便曾指出这一特点：
“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减否。配短则兼折
其是，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故时敦俗美，
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
何则？先进者即往而不及，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
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
（后汉书卷七十二本傅）
在质帝时，有人作飞章诬李固，所说的话全是堂皇的大道理。灵帝时，宦官
诛窦武陈蕃，所数说的话，也全是堂皇的大道理。所谓是非藏否，只是为了攻讦
的便利而已。
“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从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
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臣固君不稽古，
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
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大
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间短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
达，例皆阴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香属，
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丸人。又广选贾豎，以补令史，募求好马，临
窗呈试。出入逾侈，辎輧耀日。大行在殖，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
貌，搔头弄姿，搔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但伤悴之心。山陵未
成，违矫旧政，善则称己，过则归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
作幅，莫固之甚。臣闻台辅之位，实和阴阳，璇玑不平，寇贼奸就，
则责在太尉。固受任之后，东南跋扈，两州数郡，千里萧条。兆人
伤捐，大化陵迟。而诋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狐廷争之忠，没有诽
谤之说。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固之过衅，事会殊
辟’。”（后汉书卷九十二李固傅）
“曹节等矫认诛（窦）武等。（陈）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监官属诸生八
十余人，并拔刃突人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窦武）忠以行国，黄门反
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时出，与蕃相迕，适闻其言，而让蕃曰：‘先
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廷宫人，
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那！公为栋梁，在桡阿
党，复焉求贼？’遂今收蕃。”（后汉害卷九十六陈蕃傅）这种是非减否淆乱
不清的局面，是怎佯会发生出来的呢？是非藏否既已淆乱不清了，但许多人
还取以为武器，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认为汉末的统治阶级中间，阉寺群是
最后起的一群。他们企图以自身的新兴地位在封建社会的整套图案中添上合
法的一笔，自得牵住当时的所谓綱常名教以及纤纬神学，以取得理论上的支
持，以便迎击官僚群的猛烈的捷伐。不论实陈的利害冲突，严重到怎样的一
个情形，不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分歧到怎样的一个情形，而一开口，却不
约而同的都拾取了那名教和宗教的金字招牌。所以纵观汉末的论坦，在理论
依据上似是互通的，而在是非减否上，却是互相背谬的。名教和宗教成为空
洞无物的纯概念的东西，而名行善恶却伴随着切身的利害。抱朴子所引汉末
时人之语，“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
将性如鹞”，不就是最好的说明么？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郭泰之流，负
知入之凿者，便有极大的权威了。
所谓汉末的清议，其形式与内容极相矛盾的本质，其言行不一。的人格
分裂，其反映社会危机的自我掏空，便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就了解，所谓
“公论”所标榜出的容止之“美”，实际上不过是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面
前所夸耀的空虚身份罢了！
第四节 党锢始末与清议的转向
在汉朝，朝臣以朋党或党附的缘故而遭禁锢者，比比皆是。每当权贵被
诛，他的门生故吏常被看做党附而禁细起来。但一般所理解的党锢之祸，却
是专指桓灵之间的最大一次的党锢。
我们在上面，已分析了党锢之祸的原因，剖解了它的真相，本节，我们
再回头简略地叙述一下党锢之祸的始未经过，同时研究一下“清流”们怎佯
在宦官的反吉下，逐渐转变他们的“清议”的本质与相貌，而走向“清谈”。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党锢之祸是汉未统治阶级内讧的表现，参加的
主要集团是宦官与外戚，而官僚则党附外戚。后汉书卷十七党锢列傅序，指
出这一情形道：
“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
夫抗愤，处士横议。短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
政，嫴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杆故直必过，共理
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
党议的开端，最早是代表豪族地主的甘陵的“南北部”之议，二家的宾
客走卒，相互攻吉，以后则为汝南南阳的“范党”之议，两郡的党议成了地
方势力的喉舌。党锢列传序说：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
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2 房伯武，因师获印周
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
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范滂传说：
“（汝南）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职严
整疾恶，共有行莲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显
荐异节，抽拔幽陋。？？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
以为范党。”
同时南阳岑■，与范滂同有名声。党锢列傅序说：
“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
■。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
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
这样，流言转到太学里去，激动了太学里的“舆论”。太学生领袖郭泰
贾彪与大官僚陈蕃季膺王畅等深相结纳，互相标榜，又攀上了外戚窦武，谣
言更盛起来。他们对公卿的贬议品题，发生了力量，使许多官僚都不自安起
来，不得不设法跟他们来往。党锢列傅序说道：
“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
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
强御陈仲举，天下后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展履到阴。”
后汉书卷九十九窦武傅说：
“（窦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武得两宫赏赐，悉散
与太学诸生。”
武傅注引续汉志歌：
“桓帝初，京都童谣曰：‘游平卖印自有评，不避贤豪及大姓’。”
（案：武宇游平。）
这样，使宦官的形势显得孤立起来。然而桓帝的老师周福，因了拥护皇
权，既为清议所贬，自必与宦官同气至于桓帝呢，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被豪
族地主威胁之下，自然更要利用宦官势力。
党人对宦官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如李膺案杀宦官张让之弟张朔，杜密为
太山太守，案捕宦官子弟之为令长有好恶者，岑■殊杀赂遣中官而得显位的
富贾张凡等皆是。这使宦官们感到恐惧。李膺传载：“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
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在豪
族地主阶级进攻的形势之下，竟然使皇帝“怪问其故”，感到很大的威胁。
于是第一次的党锢借张成的事件爆发了。这事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党锢列
傅序说：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
南尹（据后汉纪，李膺时为司隶校尉），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
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
成弟子牢修（据后汉纪为牢顺），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
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
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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